大学内外部治理关系的逻辑、调适与中国情境

通过建构大学内外部治理之间的新型关系以实现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确理解大学内外部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从价值逻辑、政治逻辑、行政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等多向度关系逻辑加以把握。依据不同关系逻辑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强弱,将大学内外部治理关系调适模式划分为科层式调适模式、法人型调适模式和市场化调适模式等三类。在客观分析中国大学内外部治理关系现状的基础上,立足大学治理的中国特色对其前景进行了展望。最后,围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更好发挥市场作用”这一目标,提出了以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高校自主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大学内外部治理关系调适模式的建构策略。     

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机制与内在逻辑：以国家资历框架制度为例

国家资历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的进展。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多层化和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也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横向扩散的复杂政策过程。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过程还说明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协调演进是全球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全球教育治理应当回应新时期全球背景和形势的变化,推动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与变革。     

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1949年以前国家统治下的“县政绅治”、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和1978年以来国家治理下的“乡政村治”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是从传统的政治统治转向政治管理最终过渡到现代的公共治理过程,内涵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侧重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多元共治”,推动政府与农民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媒介化治理：概念辨析、价值重塑与前景展望

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高度交织的政治媒介化,使得“以传播为中心”的媒介逻辑正上升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存在,孕育着新的治理体系。媒介化治理不同于媒介治理、信息治理、舆论治理和技术治理,而是蕴含了独特的价值和实践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媒介化治理的价值内涵表现为媒介理念与治理观念共通的媒介化、治理工具与治理场景互嵌的媒介化、治理结构与治理效能共融的媒介化,从而在价值转向上体现出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媒介化治理强调“治”与“理”融合,植根于中国治理情境,通过发掘以“非对称治理结构”为前提、网络问政参政的“新群众路线”为价值取向、智能化技术运用为手段的媒介化治理本土资源,构建我国新型现代化治理体系,丰富治理理论的想象力。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海南新型化城镇建设在不断的推进中,政府作为引导者和管理者,其行为政策对城镇化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政府职能定位入手,通过分析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规范政府行为的基本取向,以推进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会自治制度的变迁及启示--以大学-国家-社会的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会自治经历了成形、制度化和萎缩的三个阶段,其变迁过程是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外部环境中进行整体性调整的缩影。大学-国家-社会的三角模型是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大学知识属性变化→大学组织边界扩展→大学治理制度变化”的逻辑路径对克拉克所构建的学术-政府-市场的三角协调模型的拓展,将其作为分析框架对教授会自治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变迁应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协调;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一定的“边界感”;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应能进行主动的创新发展。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需探寻新路径

在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重新探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意义、内涵和实践路径,可以为突破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障碍、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框架思路和经验借鉴。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能够为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提供目标模式,为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提供落脚点,为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供制度保障。现代学校制度主要包括学校法人制度、公共治理模式、专业化治理逻辑三个内核。当前重启这项改革,一是要依靠地方和学校自主探索,二是与重点教育政策配套实施,三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推进。     

财政项目制与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

从国家治理全局来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已溢出体育、科技等领域,成为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意义上,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及其运作有着强大的财政机制与财政逻辑。作为一项高等教育财政制度,项目制实践也蕴含着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基础：财政项目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落到实处;财政项目制的制度框架始终秉持“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财政项目制以多重资本的身份调动多方行动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技术化的项目建设使财政项目制未能充分引导高校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对接,财政项目制实践的制度异化使学术创新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财政项目制引导的协同效应不明显,有组织科研被悬置。因此,从完善财政项目制的角度构建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应改变技术化的项目建设行为,强化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项目考核;突破传统的“唯项目”等制度模式,构建促进学术多元、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制度机制;推进“揭榜挂帅”等制度实施,全方位集中、整合力量,发挥财政项目制的协同引导效应,促成有组织科研的发生。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教育治理的有效建构。当代中国教育治理的建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与社会领域建设。基于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和“社会”两种分析进路,前者认为教育治理主要依赖国家建构,并且要凸显国家主体地位;后者主张教育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它们都尝试建构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及其行动路径,但对“教育”本身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首要的是突出“教育”的立场,并把“教育”作为“治理”的共同利益、行动标准和联结方式。     

混合治理、多重逻辑与政府策略选择——以Q市刺桐大桥PPP模式为例

随着公共治理任务广度和强度的增加,政府逐渐采用混合治理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或社会参与公共治理。但这一模式在增加政府治理资源、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导致公共治理场域复杂化,使政府不断面临“尽责”还是“守约”的选择难题。本文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通过Q市刺桐大桥PPP模式的个案研究,发现混合治理改变了地方政府原有的单一治理场域,在总体上形成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持续互动的场域结构;不同治理逻辑的差异化要求及冲突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被限制,但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场域结构变化主动调整行为策略,具有“情境性自主”的特点。这一现象建立在不同治理逻辑的权力差异和主导逻辑变化的基础上,前者为其提供了内在支撑,后者则为其提供了持续动力,二者为地方政府的“情境性自主”创造了条件。对混合治理复杂效应的深究与思考,能够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公共问题的行动逻辑,为理解当下混合治理实践提供一个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重点工程,是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面临着农村劳动力“低素质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政府投入“低度化”、农村劳动力观念“落后化”、农业生产“兼业化”、法制建设“低全化”等多重困境。基于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迫切需要政府、基地、企业和农民共同努力,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市场带动、农民主动的“五轮驱动”机制,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改进对策研究

“十四五”规划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两者相互协同发展,是促进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结合2006—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治理内涵的发展,分析新型城镇化下乡村治理演化的新趋势,探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单一行政化管理问题突出、空心化村庄现象日渐加剧、农村产业发展乏力、乡村传统文化衰落明显、乡村环境保护工作不力等。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立足于现阶段高质量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个课堂”常态化按需应用的县域推进机制——以河南省叶县教育信息化PPP模式为例

“三个课堂”作为扎根我国本土实践的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方案,其常态化按需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三个课堂”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地方政府顶层设计、统筹能力较弱;企业在技术、资源、服务方面供需结构失衡;学校应用中管理、考核、激励制度融通差。为破解阻碍“三个课堂”常态化按需应用的困局,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协调、整合、责任等策略指导下,运用PPP模式,以满足公众需求服务为行动导向和解决问题为治理逻辑起点,构建其常态化按需应用的推进机制:政府协调与整合多主体目标、职能;企业实施“互联网+教育”软硬件数字底座建设,精准开展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等服务支持;健全运行机制保障学校因地制宜的创新应用路径。河南省叶县在偏远贫困地区以PPP模式持续推进“三个课堂”常态化按需应用,实践证明PPP模式有效地促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政府与市场:国家技能治理体系的两种模式及其治理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技能治理体系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背景,并深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这一进程中,政府、市场二者的协同和互动起着关键作用,相应形成了基于"政府"与"市场"两种典型模式。通过分析和比较两种模式在协调技能供需、增强技能基础和奖励技能获取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及现实利弊,认为我国应当选择一条融合两种模式利弊的合作型技能治理体系模式,即将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以及各种关系网络都纳入技能治理体系的框架内,从治理主体之间关系与结构的新视角去诠释治理行为,把治理理解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复杂互动的博弈过程。     

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扶持及其限度——基于成都市L街道的调查

在新的治理背景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由于其复杂性和多元特征而成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域,并构成当下从理论上审视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对成都市L街道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的经验调查发现,以“行政扶持”始、以“兜底型秩序”终的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实践反映了这一转型模式内在的逻辑悖论,即通过国家力量扶持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塑造基层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最终却导致了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的全面依赖。因而,要真正实现过渡型社区的治理转型,一方面需要厘清过渡型社区的结构与定位,实现对基层治理“现代化想象”的祛魅;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国家与行政权力行使的条件与限度,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的治理有效。     

两型引领四化协同创新驱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屈原模式”探讨

“两型”引领即以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方向,引领屈原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四化”协同即以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以及与信息化的融合,协同推进屈原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创新驱动,即以农业发展方式和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屈原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国家治理视域下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变迁与演进逻辑

政府会计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中重要的治理子系统,合适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供给可以增进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以国家治理有效性五维度模型(即制度化与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协调性)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对国家治理与政府会计制度体系进行重构与耦合,并通过政府会计制度的变迁历程剖析政府会计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及其演进逻辑,试图探寻制度顶层设计的路径及其治理效率,从而增强政府会计制度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背景下有效回应社会治理需求的功能。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理论之争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和"小政府"理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提出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三大假设.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新左派基于"合法性危机"理论,反对市场逻辑和新殖民主张,寄希望于"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使现代国家摆脱全球化困境."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力求在国家与社会、安全感与灵活性、理性调节与自发秩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框架及关键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本质特征之一是倡导运用现代法治方式和社会协同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中国构建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和“维稳”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力图整体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制度化努力,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典型。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若干极具挑战性的难点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完善,这主要涵盖决策定位、问责结构、评估工具、层级差异、风险感知等方面,这些问题构成了“稳评”机制实施的关键领域。当前,应在巩固既有实践框架基础上,正视难点问题,强化评估中的风险沟通与治理导向,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     

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如何推进“人的城镇化”是“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本文采用2004－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考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识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发现：(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缓慢,城市间存在两极分化,但在近些年有所改观,继续提高低水平城市城镇化率是摆脱城市差距、加速新型城镇化的重心。(2)工业化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首要动力,尤其对于非城市群城市。(3)第三产业正在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新兴力量,特别在城市群城市,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由工业化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4)对外贸易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多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高昂劳动力成本而出现衰减。(5)政府推进城镇化应该适时适当干预,使“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