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的道德学说及其对宋明理学道德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周敦颐是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强调的尚“中”、贵“诫”、重“公”的道德价值取向,所倡导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方法,不仅在当时受到广泛的重视,而且在其后也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不仅在道德理论建设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宋明理学史上也享有开山之祖的独特地位。即使是到了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     

二程理学思想异同说的文献学考察——以二程语录中“二先生语”的辨析为中心

二程理学思想的异同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主张二程理学思想不同的一派试图通过对二程语录中归属不明的"二先生语"的准确识别,来达到对二程思想差异的细微区分和把握。但事实上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朱熹开始,一直到黄宗羲、孙奇逢、冯友兰、牟宗三、庞万里等,他们对二程语录的辨析无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其鉴别结果也因缺乏明确的鉴别原则、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扎实的文献依据而不断遭到后人的质疑。那种过分强调二程思想之间的差异,主张程颢开启心学一派、程颐开启理学一派的观点,实际上是后人在理学内部派别分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由果推因的解释,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易传》的道德学说探析

《易传》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涵着丰富的道德起源论、道德价值论思想，而且渗透着深刻的道德精神论、德育方法论内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手机依赖症”引发的道德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空虚。手机成瘾使人们忽视了身边的亲人、同事、朋友。本该亲密无间的亲朋好友之间关系变得日益疏远、陌生,引发社会伦理道德危机。     

浅析“道德失范”现象的社会原因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这种源自社会存在深处的转型，必然使得原先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伦理规范极大地丧失原有的整合功能，并在人的心中造成很大的震撼。造成“道德失范”现象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的延伸，也有现实因素的直接作用。     

儒家“为政之道”：中国古代整饬吏治的深层理据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具有深厚的道德属性,“为政以德”作为立身和从政的准则,强调人格道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主张个体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和谐统一,使封建制度的功能因此达到农业文明相当高的水平,剖析儒家“为政之道”的得失,总结历史上整饬吏治的经验,显然可以作为深刻的历史镜鉴,给人以教育和启发。     

简论儒家“修身”的目标和方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学。其思想体系围绕“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这个总纲.以“修身”为本.以“仁爱”为核心内容,积极主张人应当具备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人们在道德方面不断地自我完善,最终达到忘我境界,成为大公无私的完人,即孔子所谓的圣人、君子之类。本文作者从儒家“修身”学说的本体,认识、方法几大层面,概要而简明地论述了儒家“修身”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立论基础,并对其中涉及的某些基本范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正确认识道德的“应当”

宋希仁认为,人们经常说到“应当”这个词,但无论在学理上和日常生活中都经常误解“应当”——     

“以德治国”的意义及其在行政伦理中包含的基本道德价值

“以德治国”的意义在于要求全社会重视道德价值观念，依靠德才兼备的人员管理各种公共事务。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在当前很多人把“依法治国”简单地理解为“以法律治国”或“以刑罚治国”的情况下，更应该重视“以德治国”。因为在以法律和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司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和社会公正的决定性环节，所以本文拟结合司法行政方面的问题，重新揭示“以德治国”在行政伦理建设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要求。     

“实然”“应然”“未然”——马克思对康德道德伦理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将道德作为源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非康德道德哲学中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真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将康德先验纯粹理性下的道德实践拉回现实,把道德原则归于不断被发现、发展的符合人类利益的道德公理,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非道德”的手段实现人类终极状态之“至善”,超越了康德以“理性”架构的“理想”世界。马克思对康德道德伦理思想的发展对于我们直面现代道德伦理,解决现代道德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宣传当代道德模范常态化探析——以“最美人物”为例

以“最美人物”为代表的当代道德模范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学习宣传当代道德模范常态化体现了德育生活化理念,契合了终身德育思想,这是解决当前道德领域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提高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的现实需要。学习宣传当代道德模范常态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从内化于“心”、外塑于“行”、保障于“制”和传播于“媒”等四个层面的路径加以推进,使榜样效应得以扩散,“最美现象”从“盆景”演化为“风景”,有力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家庭政策与道德伦理——以美国家庭政策的发展为例

家庭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它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家庭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过程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美国虽然尚未建立健全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比较典型的。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政府开始干预阶段、政府广泛干预阶段、提倡个人和家庭责任阶段、责任主体多元化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受到了当时广泛流行的道德伦理的影响。     

以提高道德敏感性为导向的工程伦理课程思政研究

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教师在具体教学工作中制订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从如何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完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任务的视角出发,针对工程伦理课程实际教学实践,提出了以提高学生道德敏感性为目标导向的工程伦理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策略.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试论以培养“文化-道德的人”为旨归的道德教育观

道德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符号本身,而在于这些知识符号所代表的生动而丰富的道德意蕴。那么,如何让受教育者走进该内涵深厚的意蕴中去,如何让受教育者获得该意蕴带来的感动,如何让受教育者在感动的同时体会到道德的力量,如何进一步由情感上的感动转化为道德上的自由感等即应成为学界必须加以关注的课题。因此,在德育回归生活的理论前提下,如何将审美教育作为探寻道德意蕴、体验生命意义、寻找生活价值、生成道德自由感的重要工具,达到善恶由己的心境了悟,最终实现＂文化-道德的人＂的培养目标,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公共精神的“伦理—道德”形态及其现实意蕴

公共精神的“伦理”形态和“道德”形态实质上是两种“异质同构”的存在.“伦理”形态是客观的存在,“道德”形态是主观存在,二者统一于人伦规范和人德规范.因此,公共精神的普遍构建不仅要求内在德性的造就,也要依赖外在刚性要求的型塑,在“外—内”的生态中造就公共精神.当代公共精神的构建应包含如下举措:加强公德教育,培育现代人的公共感;完善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互动;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风尚.     

德国学校德育中的道德反思能力培养研究——以柏林“道德课”为例

面对价值变迁和价值多元化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德国学校德育课程改革以培养学生基于知识的道德判断能力为主要关切,其中以世俗化的道德课为专门德育课程.“道德课”是柏林于2006年开设的一门中学必修课,它以道德知识为基础、以世界观中立的理性反思为主导,培养学生的道德反思能力.该课程可以作为一种基于知识的、能力导向的道德教育的现实...     

创建“以道德为核心”的学校管理体系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萨乔万尼认为，几十年来构建起来的学校领导架构注重员工心理需要，关注领导者的人际技能和人格魅力。这种领导实践的权威基础极大地依赖于科层制度、心理学知识或技能以及从理论或研究中得来的技术理性，忽视了领导实践的附加基础：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萨乔万尼把这种扩展了的领导实践基础称为“领导的道德维度”。     

研究生“科技与工程伦理”类课程实践探索 ——以北京理工大学“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课程为例

对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认为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不宜狭隘地理解为科研行为中的学风与诚信,而应扩展到选题、立项、决策、运行等过程的诚信,扩展到预防伦理和负责任创新;作为一门科技与工程伦理类课程,该课程的目标是经由建构世界图景和学术图景进行伦理意识启蒙,唤起文化自觉和责任意识,达致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负责任创新等伦理观念、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提升道德判断和伦理选择能力;教学上,通过建构性的教学策略,提炼关键概念,让学生提升文化自觉和责任意识,形成科技与工程伦理的基础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