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从朱熹释《周南》和《召南》看其诗学思想的矛盾性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宋代成就颇高的学者代表之一.他在著作《诗集传》中阐述了自己的经学思想,一方面他反对汉唐以来的将《诗经》作为宣传政治教化的"美刺诗",要求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肯定《诗经》是抒情之作.但是作为理学家,朱熹诗经学的目的还是以诗来建构和宣传自己的理学,并且朱熹经学充满了矛盾,而...     

朱熹《东归乱稿》的理学意蕴与理语情趣

朱熹的《东归乱稿》表现了理学家的旅途体验及确证自身努力。该诗集的整体综合意蕴可归纳为“归心”与“道心”。作为朱熹个性化体验的“归心”包容了道德伦理的内涵，客子的羁旅悉思表现了天伦中的深情，其以理学心性为主体的“道心”把心性体察和审美观照参融在一起，纯然是一派温润宁静的气象，朱熹诗歌语言的日常化是以理学为诗，以诗为讲学的结果，朱熹的理学诗在当时葆有着它的生命活力，它们不仅折射出朱熹的视境、朱熹的情思，显示了理学话语的形象特征，拓宽了宋诗的审美空间，强化了诗歌的致用功能，而且反映了朱熹日常生活的哲学化和哲学化的人生，朱熹在东归之行中，通过他人吟咏，为理学家的精神生活创造了一个理性思维、道德情感和人生趣味相和谐的神话。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泊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择各家注解，晓名物训诂；体身玩味，推类义理三个阶段，从求诗人本意入手，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学出发的读《诗》方法，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究理”的理学目的所决定的。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原因浅析

东汉之后，《诗序》成为对诗义最为权威的论述，然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学者不满汉唐旧注，对《小序》、毛《传》、郑《笺》都提出了怀疑，其中对《诗序》批驳尤为激烈。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个疑经改经、存序反序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以《二南》、《郑风》的作品为例，探讨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的原因。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诗文教学话互补

在古代学作品的教学中，“诗互补”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模式。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教陶潜《桃花源记》，鲜有问津于《桃花源诗》（“赢氏乱天纪，贤避其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授王勃《滕王阁序》，少有人提及《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槛外长江空白流”）；至于讲汉魏赋、三曹诗、韩柳、苏辛词、金元曲等。则更缺乏用相应的学作品加以拓展补充，可以说，这方面还留有很多的空白。下面笔以柳宗元诗教学的课堂设计为例，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入口，填补这个空白。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近年来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嬗变研究概述

朱熹《诗集传》是我国古代《诗经》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并自南宋末年就引发了研究朱熹《诗》学思想的学术热潮,直至当代。目前看来,关于朱熹《诗集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书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二是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本文综述了目前学界对于朱熹《诗集传》的研究概况,并由此初步总结了促使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各项因素。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论孔颖达的《诗》学体系

孔颖达从内外两个维度,建构了自己的《诗经》汉学体系:从外部看,他从《易》学那里获得方法论,以《易》象释《诗》兴,从理论上贯通《诗》、《易》;又从礼学那里获得资料来源,在实践上提高了《诗》学的地位。与《易》、《礼》结缘,《诗》学终于突围自六朝以来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从内部看,《正义》精心构筑了几乎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编排体例,从而为《诗》学的统一结构了一个集大成的框架。孔颖达充分发挥《诗》的美刺作用,使《诗》学的统一最终指向政治和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的《诗》学体系与朱熹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旨在尊《序》,而后者务在倒《序》。这是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前者属于汉学,强调"诗教";后者属于宋学,强调"体悟"。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陈奂“以《易》解《诗》”之研究方法

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一书,使用了大量《易》学材料来注解《诗经》,可以称为“以《易》解《诗》”。这一解经方法,是对东汉郑玄“以《易》笺《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陈奂的“以《易》解《诗》”,主要包括三种方法：一是用《周易》训诂《毛诗》字义,二是用《周易》解释诗旨,三是用《周易》补正《诗经》中的礼。陈奂对《周易》的一些申发与补正,能够推动《易》学的发展,拓宽《易》学研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