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梦得“阴抑元祐”考辨

历来对叶梦得最大的争议就是认为他作为蔡京的门客,＂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曲解绍圣＂。从叶梦得与＂绍述＂权贵的关系、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交游、对新旧法的评价等方面分析,叶梦得非＂绍述余党＂,他同情元祐党人,反对立元祐党碑,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关系密切融洽,他对新旧法的评价客观公允,对绍述之政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不存在阴抑元祐。     

“元祐更化”中的黄庭坚

本文论述了黄庭坚在元祐更化中的遇遭、思想,兼及山谷对王安石及改革派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全文搏引史料论证了山谷对王安石改革措施的基本态度,认为山谷对新政持参酌新旧,因时制宜、择善而行的观点。作者主要从山谷对免役法、差役法的态度,提出宽猛相济的思想、对党争倾轧的态度以及对王安石态度的前后变化等诸方面,来论证山谷在元祐更化中的思想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遭遇。在论述山谷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态度上,对过去一些通行的观点多所驳正,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元祐党人”郑侠与潮州

崇宁四年(1105),在由宋徽宗手书的《元祐党籍碑》中,有一位看管城门而知名度极高的九品小官,那就是曾向神宗进献《流民图》而迫使王安石退出相位的郑侠。 郑侠(?—1119)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二年,随父郑晕赴江宁监税,于清凉寺小室闭户苦读,受知于王安石。治平四年擢进士甲科,调光州司法参军。“光有疑狱,侠谳议传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熙宁五年秩满入都,沿途察问     

评司马光的“元祐”复辟

北宋中叶，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曾大张旗鼓地发动过一次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打破了当时儒家统治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乱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有进步必有反动。以司马光为头子     

元祐词人的本色论

宋初词坛婉约称尊,到元祐时期,婉约词的地位开始松动,出现了关于词的本色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协律与出律;一是婉约与豪放;一是言情与言志。元祐词人关于词的本色的争议并不是为了彻底颠覆婉约词的地位,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赋予词以新的内涵,形成了兼融并蓄的本色观。     

元祐政治中的“仁宗之法”

宋仁宗本是一位平庸的皇帝,但其形象后来却因宋代政局的演变而被美化。更化期间,因废新法复旧法的需要,复行以《嘉祐编敕》为代表的旧法成为现实的政治选择;而旧党臣僚为培养年幼的哲宗皇帝、驱逐新党和其他政治斗争需要,极力美化仁宗形象,甚至不惜虚构仁宗事迹,使高太后和旧党大臣将美化的仁宗形象作为政治资源利用。     

元祐词坛审美兼融论

北宋初期,词虽继承花间一路,但词坛尚雅是主流.到了元祐词坛,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被词人不耻的俗词进入词中,改变了初期词坛尚雅的审美情趣,表现为以俗为雅、化俗为雅和雅俗兼融三个方面.正因为元祐词人的努力,使得词坛上雅、俗对立的审美情趣渐渐融合,体现出通达的审美情趣.     

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或兼具学的品格;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旨趣,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论北宋元祐时期的保甲法

北宋元祐时期,朝廷废除了熙丰时期的绝大部分新法措施,继续推行保甲法,但在内容和方式上作了一些调整。因此,对北宋元祐时期的保甲法,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     

元祐词坛审美兼融论

北宋初期,词虽继承花间一路,但词坛尚雅是主流。到了元祐词坛,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被词人不耻的俗词进入词中,改变了初期词坛尚雅的审美情趣,表现为以俗为雅、化俗为雅和雅俗兼融三个方面。正因为元祐词人的努力,使得词坛上雅、俗对立的审美情趣渐渐融合,体现出通达的审美情趣。     

论“卢仝体”

卢仝极具创新意识,处处标新立异,他以童话诗人的敏感捕捉细腻别致的题材,以散文诗人的大胆敷写铿锵拗峭的节奏,以怪诞诗人的冷僻提炼奇谲诡怪的意象,从而形成卓然自成一家的＂卢仝体＂。     

“梅村体”论

"江左三大家"出处不同,吴梅村由遗选而失路成贰臣,"失身"愧恧,是其难以排遣之真正哀苦心病。其诗称"梅村体",通常特指其长篇歌行。怎样解读吴氏寄之于诗的"用心",当是辨认"梅村体"之要捩。其诗"篇无虚咏","指事传辞,兴亡具备",即"诗史"品格。入清后,"梅村体"哀婉之情益浓重,而悲慨气韵渐见衰飒。情多于事,锋锐钝化,议论胆缩,"史"识必亦淡散。言"梅村体"必于深情之外言及丽藻。情不浓深,"诗史"易成史论,失却诗之特性;若褪去藻采之丽,则必徒成少陵诗史之仿效,不成其为"梅村体",从而也难从元、白"长庆体"中分离,自成面目。丽词藻采是梅村歌行的形态标识。藻丽之色,原基于吴氏早年即擅长艳体,系晚明世家子弟的才子气表现。"梅村体"的"凄丽苍凉",实不止仅存见其歌行,同样体现于如《赠寇白门》等近体诗作中。"梅村体"应是吴伟业诗作整体构架而成。     

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探论

元祐时期是苏轼仕宦的巅峰时期,苏轼在新旧党的夹攻之中,纯文学创作渐少,实用性文字增多,内容繁富,其军事思想值得关注。对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两任边州所提出的具体军事对策和针对性举措,针对鬼章被擒所提出的＂和、战、守＂三者辩证关系的方略,以及针对辽和高丽提出的防范措施。     

从“三元”说评议“元和”、“元祐”之关联

“元和”、“元祐”系“三元”说中的两“元”,它们具有相通的创新精神和凛然士风。同属于新兴的庶族文化系统,二者之间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元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文学转型链上的中枢环节,对以“元祐”为代表的北宋文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元和”因袭及创变中,宋人“唐音”变“宋调”、学术文化“造极于赵宋一朝”、以及士人“处穷”亦达到新的境界。     

“咏物”体散论

历代文学作品从其描写对象上,大致可以有记人,叙事,抒情、写景,状物这样几种基本类型的划分。“咏物”者,顾名思义即是“吟咏物象”者,似乎应当归属于“状物”的辖区。但事实上,在我国丰厚得几近于沉重的艺术宝藏中,更多的咏物精品却是“言”在此物,而“意”属彼情的拥有双重身份的特殊公民。无论是咏物诗,咏物赋,咏物词,抑或尚无咏物之名而已具咏物之实的一些寓言文字(如韩愈《马说》),这种假状物之名(有时也包括写景)而行曲折抒情之实的现象都是极为普遍的。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文坛上开     

也论“杜荀鹤体”

＂杜荀鹤体＂代表着杜荀鹤诗歌自成一家的成就,其内涵要从其诗歌的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手法入手进行分析。杜荀鹤精于律体,其诗歌一方面以律体写时事,以通俗明白见长;另一方面延续律体的传统题材,多表现出清丽流婉之风。杜荀鹤律诗两方面的成就可以视为晚唐诗风的代表,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     

“山谷体”漫论

宋人论诗,并称苏、黄,说明苏轼和黄庭坚的亲密关系和他们在宋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苏、黄并称的习惯沿袭了数百年之久,也说明这两位大诗人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和多才多艺并取得多方面成就的苏轼相比,黄庭坚有其独特性,他一生致力于诗歌形式的探索,作品很有特色,因而诗名很高,得到众多后辈诗人的推崇与敬仰,被尊为“江西诗派”之宗师。     

“形似体”论略

当“巧构形似”由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变成一种艺术风尚而被人们所追奉，也就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即将形成。“形似体”正是这一风格特点的理论概说，与“元嘉体”这一表述相比较，用它来指称元嘉诗歌的时代特点似乎更为切实和准确，因为它抓住了元嘉三大家诗歌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巧构形似”。“形似体”基本的美学特点是：对自然景物外形的高度逼真的模仿和描绘。     

论“语录”与“语录体”

语录是古代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目前有关"语录"与"语录体"的含义、起源、类型、文体生成及特征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语录"与"语录体"是相关而又有差异的两个术语,二者有着较复杂的关联。"语录"可指文献,而"语录体"则是指文体,在此意义上,"语录体"从属于语录文献。不过"语录"也指文体,此时的"语录"可指专书文体,也可指篇章文体,而"语录体"则指专书文体,专书意义上的"语录"与"语录体"是一致的。由于专书文体是由篇章文体构成,故"语录体"也包含"语录"。从起源角度来看,"语录"先于"语录体","语录体"是"语录"发展的结果,是由《论语》创制的。从专书角度来看,《论语》开创的"语录体"呈现言、行两录的特征;从篇章角度来看,《论语》存在格言、对话、事语这些次生文体。《论语》篇章文体的形成主要缘于粘合、扩充、原文迻录、改造等编纂方式,而专书语体的形成则与编纂者自觉接受乞言传统密切相关。《论语》的编纂源于孔门实录,它们大都与教学相关,但《论语》首先属于儒家文献,此后成为经部文献,这就表明,"语录体"在开创之际就已呈现出教学之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