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成因、衡量与控制

本文在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发生根源及流动性管理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及流动性风险的衡量方法，提出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战略举措。     

金融系统流动性及其风险的框架研究综述

本文以美国次级债导致各大投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为背景,结合相关文献概括流动性的三种主要类型,并分析这三种流动性及相应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构建出流动性及其风险框架图。针对流动性风险产生的根源———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市场,提出管理流动性风险的方法建议。对央行在流动性管理中充当的角色给予客观评价,最后提出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才是解决流动性风险的根本。     

试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因其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而成为促进司法改革的精锐力量,也是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包容性与相斥性同样凸显,使得我们必须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提供媒体监督介入司法活动的合理位置和方式,以求实现媒体监督和法律权威之间的利益平衡。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与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产品出口企业在规模和资本结构两方面的特征差异与供应链风险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供应链风险集中体现在产品出口企业是否面临来自国际贸易伙伴的供应链社会责任要求。本文利用Logit和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面临供应链上国际贸易伙伴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同时,从企业资本国别属性角度的来说,国际贸易伙伴更倾向于对纯本土背景企业提出社会责任要求。最后,本文分别对上述结果给出了现实解释,并结合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提出相关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有更强烈的创新意愿和更高的创新质量。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考察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创新活动开展,并且媒体关注增强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媒体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及资源匮乏型企业中更为显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在媒体高度关注下,企业应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优化企业内外部环境,以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社交媒体投资者行为、行业波动与溢出效应

我国股市频繁出现各行业股票同涨同跌和轮动异象,社交媒体中活跃的投资者行为可能加速、加剧行业间的风险传染。因此,厘清社交媒体中的投资者行为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及其传导性是防控股市行业风险传染的基本前提。本文以2019—2020年我国A股19个行业下的15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行业层面实证检验了社交媒体中投资者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探究了行业情绪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传播路径,并进一步讨论了新冠疫情后的溢出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及关注的高涨和投资者意见分歧的扩大化均会显著加剧行业波动;而投资者情绪及关注的大幅变动,则会抑制行业波动。整体来看,市场中存在经由投资者行为的行业间风险传染现象,投资者情绪溢出效应的理论假说被证实,具体表现为7对显著的情绪溢出关系,且溢出方向单一明确。后疫情时代,存在情绪溢出关系的行业降为5对,并表现出溢出强度变大、影响范围缩小且存在连续路径的新特征。本文揭示了相对隐蔽的跨行业情绪溢出路径,扩展了投资者行为溢出的研究内容,对后疫情时代下市场高度不确定情境中的金融实践具有重要现实启示。     

媒体监督下的保险业发展浅析

近些年来我国保险业已经取得巨大的发展,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不断增加,我国保险市场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然而由于我国保险总体上还是比较脆弱,与国外的保险公司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加之媒体报道的广泛性和保险的行业特性,使得媒体已经成为我国保险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介绍了媒体在保险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同时简要说明媒体对保险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最后提出了规范媒体监督,促进保险业健康和谐发展的建议.     

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流动性风险度量

本文提出通过度量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流动性风险大小来判断质押物的流通属性的优劣。将存货的流动性风险纳入到VaR模型中考虑,在假定交易策略的情况下,构造最优变现策略模型,得到L—VaR模型。通过案例分析给出在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中如何使用该模型并判断流动性风险的大小。     

公司治理、负隧道效应与控股股东股权流动性

认为控股股东的股权流动性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个控股股东股权流动性与隧道挖掘行为的一个简单模型。模型显示对于以资产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大股东,他们所持股权的流动性将影响其隧道行为的机会成本,基于总体资产价值最大化的约束,控股股东可能采取支持上市公司而不是掏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即"负隧道效应(Negative Tunneling)"。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出于总体资产价值最大化的考虑,控股股东可能选择注入优质资产而不是劣质资产。初步的实证检验支持这个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能提升企业价值,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呈现出消极的调节作用;非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是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发展起来的,为克服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以改善研究的实践性与操作性,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概念相继被提出。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道德维度转向管理维度。而企业社会表现则兼容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被看作是实证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的操作性定义,从而成为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之间的结合点。     

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知识产出的中介效应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创新、知识产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企业社会创新能够促进知识产出和提升企业经济价值,知识产出在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经济价值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社会价值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质量伦理与战略

质量管理本身的意义在于强化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但在质量信任危机的今天,一般的质量管理已经显得十分乏力,这既有质量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也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缘故。仅仅强调质量管理技术和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伦理上和战略上强化质量管理。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质量伦理战略,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这一战略可能是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下的最优选择,有助于构建高成本壁垒,提升企业经营的正当性,有利于形成差异化竞争,树立企业品牌。     

企业社会责任、地区社会信任与融资约束

以中国2010～2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信任对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并通过社会责任的延续性划分验证社会信任在不同公司策略情况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地区的社会信任会加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对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只存在于非延续性社会责任策略的企业。     

Value,Ren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Media

Fuchs (2010 Fuchs, C.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179–196.[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2012 Fuchs, C. 2012.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C 10 (2):633–45. [Google Scholar]) argues that users of social media produce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in the Marxian sense. Arvidsson and Colleoni (2012 Arvidsson, A., and E. Colleoni. 2012. Value in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8:135–50.[Taylor & Francis Online],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critique this hypothesis, claiming that Marx's theory of value is irrelevant to the regime of value produc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particular and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in general. They claim that the affective relations and financial speculations that generate value on social media are not dependent on labor time.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ngages Fuchs, and Arvidsson and Colleoni, by revisiting Marx's theory of value. Contra Fuchs, we argue that audiences do not produce value and surplus value—neither for social nor for mass media. Contra Arvidsson and Colleoni, we argue that so-called affective relations (philia) do not produce value either. Instead we demonstrate that social media generate revenue from four primary sources—by leasing advertisement space to generate advertisement rent, by selling information, by selling services to advertisers, and by generating profits from fictitious capital and speculative windfalls. All four, we argue, can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Marx's theory of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