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

教育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不管是世界教育史学,还是中国教育史学,无时无刻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是由历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正像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1]P28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和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史学,同样具有这样的...     

梁启超的疾病与未成的三部史书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更是我国众多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梁启超在史学上做出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让梁启超在当时受人尊敬,而且让后人仰望。梁启超虽然没有活过60岁,但一生并无大病,最后因偶然因素去世。但正是因为偶然的小病,影响了梁启超史学著作的写作,其中三部史书未能完成是中国史学的损失。本文从梁启超作为史学家的角度出发,以其身体状况为线索,分析梁启超的史学创作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从接受角度看史学著作的编纂

近几年来,人们经常在谈论“史学危机”问题,说目前史学界萧条,史学的社会功能下降,就此史学时资为摆脱危机提了种种建议和意见。我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由史学界自身造成的,概括为二句话就是史学著作缺乏个性;缺乏可读性,没有读者。而这恰恰是由史学界忽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漠视读者对史学著作的接受情况造成的。从接受的角度看,历史学由两个过程组成,一是史学家撰述的过程,一是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史学家撰述史学著作的完结,只表明史学赋予了史学著作某种潜在的社会功能,而唯有当读者阅读接受了史学著作,史学的潜在功能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史学著作在“阅读人的意识里”完成。所以读者不是被动接受史学著作,而是主动参与并与之形成对话、交流,才能促进并最后与史学家一同真正完成史学著作创作的全过程,进而实现史学著作的社会价值。     

民族与阶级视野中的“甲申史论”——“明亡三百年”与19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的纪念。中共组织了柳亚子、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撰写了一批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文章。这些被纳入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史学丈章,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政治取向,反映出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局势中对于历史和政治之间的不同阐释。其中,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重述历史时的核心问题,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了唯物史观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的内在紧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民”作为历史推动力的发现,一方面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了回应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如何寻找到真正的历史行动主体,也需要在现实政治中获得新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序

在坚持近20年、访谈了国内数十位史学家之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将其工作成果以《对话当代历史学家》为总标题结集出版(上册《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下册《为了史学的繁荣》,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新成教授为之作序,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2012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变革时代的史学与史家——《对话当代历史学家》"新书座谈会。会上名家会聚、少长咸集,中国社科院李红岩研究员因之评价为"史学界难得的高规格会议"。与会者对邹兆辰教授多年来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一工作对于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现将刘新成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以及江湄教授撰写的座谈会纪要刊发,以飨读者。     

论史魂

本文针对当前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发出了史魂归来的呼吁。史魂即史德。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实现历史的公正。真正的史学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永恒的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     

想象力与史学研究关系问题初探

历史学科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有创新,而创新又是以学科理论取得突破为前提的。中国学人多数注意到治史应依据客观真实史料严格考证,却忽视了史学所具有的活泼特性以及治史还需要发挥合理想象的一面。因此,对于史学研究中想象力的特性和想象力与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实,有见识的史学家早已在治史中发挥了想象并取得了理论突破。事实证明,想象力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治史方法,应深入认识想象力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令狐德棻史学初探

令孤德棻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其一生著述等身,尤其在史书修撰方面成绩斐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思想与观点.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对令孤德棻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作一初步探究,可以找寻出对其史学成就有重大影响的主客现原因.     

从《史学考》看蓝鼎元的史学思想

蓝鼎元是清初著名的经世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史学考>一文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他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以修史为己任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近代早期英国犯罪史学探析

犯罪史学以往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门边缘学科,长期不被历史学家所重视.时至今日,犯罪史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并得到了飞速发展,得到了法制史学家和英国文献学者的充分支持,并和家庭史、儿童史等一起成为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成果.但是犯罪史学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犯罪的定义随时间、文化、阶级等因素不断发展变化,犯罪史学家在对犯罪定义认识不清的同时也出现了方法使用不当等问题.因此,在近代早期英国犯罪史学领域还有很多值得推敲和进步的空间.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构建的史学路径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张力,如何推动两学科的研究者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合作是其发展的重要课题。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兴起有着史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发展路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史语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是史学路径的代表。他们秉持史料为重的理念,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引向实证化的路向,具有历史学的自律意识和学科自觉。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史学路径并不排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而是将统计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具体研究之中,以历史学的研究实践来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度。民国时期的这一幕学术史表明,经济史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必须接受历史学的最终裁决。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应在尊重史实、遵守史学纪律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实现对话与合作。     

《高卢战记》所反映的凯撒史学思想

盖·朱里·凯撒(Gaius Julius Gacsar,公元前100年—前44年)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史学家。凯撒不仅在罗马名垂青史,而且还是世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他留下的不朽历史名著《高卢战记》与《内战记》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历史学家,凯撒与罗马大史学家李维、塔西佗和萨拉斯特齐名,而著称于世。本文拟就凯撒的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热切欢迎专家同行指正。     

论司马光的宇宙观与人性论——兼与《中国思想通史》作者商榷

今年九月是我国北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他的一生是孜孜向学的一生,在史学、文学、哲学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期特发表一组专稿,作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纪念.     

史学理论建设的新成果——读吴泽教授主编的《史学概论》

最近读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学概论》,颇受教益启发.该书约三十一万字,由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教授主编,曹伯言,桂遵义为副主编.这是一本体例新颖,内容翔实的史学理论著作.史学概论是史学领域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近几年来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因为时代的发展、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都对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有识之士普遍感到,加强史学理论建设,是使历史学科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要求的一项迫切任务.目前有关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

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源于西方,研究方法受德国史学家路得维格.里斯影响,注重考据与实证,而纵观其整个学术历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相关工作构建了其东洋史学研究的最初框架。本文将就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过程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理念的发端、取得的成果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泰斗地位的确立、运作过程对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力图廓清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与白鸟库吉的东洋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     

《通典》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杜佑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与史学家,他所著的《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同时也是中唐史学最高成就的著作。《通典》产生于中唐绝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杜佑渊博学识、丰富阅历、卓越见解与辛勤编纂的结晶,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是时代的产物。     

“历史即复活”——试论米什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朱理·米什莱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历史即复活"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米什莱始终将个人生活与历史视为一体,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他独特的史观形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强调主体性、富于同情心和想象力的主要特征。     

试论司马光的诗学思想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博学多才的司马光还在文学方面创下了丰厚业绩。本文以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入手,以期了解司马光在北宋文学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口述史学及其规范性研究

口述史学最大的价值和功能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打破了史学家把目光仅仅投向文献史料的传统模式,保存了那些缺少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而使史学研究多维并进。当代口述史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合作性强、较多关注下层社会、动态的历史等特性与价值取向。口述史学规范性研究有五大要素:坚持口述历史的学术性,口述史学工作者接受专业培训,防止受访者对口述史料的非真实性陈述,尊重受访者的意愿,整体性保存口述史料。由此,口述史学研究才能更科学、更客观。     

关于李大钊论历史学性质问题的探析

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艺术,还是科学?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李大钊很早就开始关注与思考这一史学理论中最基本而且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近代中国,李大钊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论述较早,也较为成熟的史学家。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特有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否认历史学不具有科学性的一些人,往往是从否认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立论的。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也是对这一不正确的认识的积极回应。李大钊坚定地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李大钊在坚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艺术性的工作。历史学研究含有艺术性的工作和历史学是艺术是两回事。历史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艺术性是工作层面的事情,并不等同于学科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