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义利观辨析

董仲舒在继承借鉴先秦诸子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义利观，在事实上承认“义利两养”的同时，在个体道德实践中强调“重义轻利”。     

董仲舒义利观辨析

董仲舒在继承借鉴先秦诸子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义利观,在事实上承认"义利两养"的同时,在个体道德实践中强调"重义轻利"。     

董仲舒灾异说对后世的影响

董仲舒在《贤良三策》中讨论了自然灾害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他能成为“儒者宗”,和他始推阴阳灾异有直接关系。在他的影响之下,刘向刘歆父子、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谷永、李寻等经学大师,竞相效仿,都成为灾异言政事的名家,经学的神秘化、神学化恶性发展。到西汉末年谶言、纬书的泛滥,达到了高峰。不过,董仲舒的灾异论也不是空穴来风。通过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们也学会了人性化的自然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迄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只有人性化地对待自然,才能学会与自然相处,从自然中吸取教训,善待自然,获得人类最佳的生存空间,避免自然灾害的报复。     

略论董仲舒的可知论及几个基本范畴

自西周以降,儒家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向世人传授了阅读与为学之法,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颂其诗书""论其世""尚友"等;这应该说是中国儒家学派最早的诠释学或解释学之端萌.董仲舒通过对<公羊春秋>的诠释,不仅演绎出了<春秋繁露>,而且为西汉王朝提供了一套新的政治伦理体系和社会伦常范式.     

朱熹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内涵的阐释

朱熹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既讲“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又讲“无欲利之私心”,既就心性而言“仁义未尝不利”,又就现实而言“仁义未必皆利”,既反对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又反对把利与义混为一谈,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董仲舒所言以及朱熹的推崇多被误解为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否定功利。康有为赞同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进一步提出“取利而和,则谓之义”,超越了朱熹,但仍需作更为深入的理论贯通和阐释。     

论孔子对后世的思想影响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变革时期，高擎起博爱之谓“仁”的旗帜，强调“亲亲”，“尊重”的等级名分，提出了“以礼治国”、“重义轻利”等思想，几千年对我国乃至于东亚，东南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大力弘扬。     

“义利之辨”新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构造，一般都认为是“重义轻利”。但事实上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是“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观有利于维护封闭的小农经济体系，附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二是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义利同一论”的影响；三是“重义轻利”思想本身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使它成为传统文化一种外在的价值观体现。因而，外在的“重义轻利”与实际的追逐功利二而为一，相互表里。它具有极大的伪善性和欺骗性，危害甚大。     

董仲舒论"观"

《春秋繁露》一书中出现＂观＂字多达67次,＂观＂字在《春秋繁露》中的频繁出现体现了它在《春秋繁露》中的重要性。通过对＂观＂的主要意思、主体、内容与目的以及方式等方面的逐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了解。     

董仲舒对阴阳五行之学的整合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内在机制的运行、转换,第一次对＂天之十端＂进行了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五行之中,土为至尊,金、木、水、火之行,各以自身本性为本质,始终拥有自己的立场和位次,同时也接受、服从阴阳二端的遣动,五行与阴阳协调运作,共同发生效用。阴阳因金、木、水、火之行而兴起并分别对之予以帮助和辅佐。阴、阳,甚或阴阳的兼合,都不可能成为宇宙演进的唯一力量源泉,只有在阴阳、天、地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有世界万物的发生和形成。经由阴阳的天人整合,既统一了天与人,又使天、人与阴阳之间实现了联体互动。董仲舒对天、地、人以及阴阳五行所做的整合与统一,给原先刻板、呆滞、僵死的阴阳机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阴阳五行周行运转的图景不再呈现单调、枯燥的色彩,儒学的人类主体情怀和人性价值被有机地渗透到阴阳五行的机制结构中,促使阴阳学整个系统能够喷发出人性的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气息。     

试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义”与“利”的结合，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的统一；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在以义居首的前提下实现义利的辩证统一。     

论董仲舒的天人观

董仲舒从自然,神性、人伦等方面论述了天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的一种独特的定宙模式。在这一定宙中,天、人乃至万物都是同源同类,它们以气中为中介,人循在应人事,相互感应,形成了从天地自然到人伦世事的一个完整世界。     

儒家的"义利之辨"及其现代价值

探析儒家"义利之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价值。     

董仲舒“正义观”新证

董仲舒以人道比附天道,以天道论证正义,解决了儒、法功利观的难题,避免两家学说的偏颇,以正义观为基础构建了德性功利主义的体系。     

董子仁义学新释

相比于孔孟,董仲舒的仁义学说很特别.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无法在现世生活的既定秩序中去寻找,而在于天,人的血气在禀受了天的意志之后而形成了仁.因而仁是天的意志与人的血气相结合的产物.仁是天之心,是天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化、本质化的倾向.因为仁同时为天、人所共有,所以,仁也可以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或中介.从仁义的功能、作用对象方面看,仁人之爱的对象主要指主体之外及亲情血缘之外的更为广大的人群.而作为外在原则规范的义,在要求别人、他者严格遵循之前,我自己也应该首先无条件地予以接受与奉行.仁往人去,义向我来.远近之分,就是仁义之分、往来之分、内外之分.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述评

天人感应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是由董仲舒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套学说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和祥瑞灾异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浅谈正义观念与法律的互动作用

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最基本的手段。正义是法律进化的精神动力，法律必须根据正义观念的要求不断提升、完善自身的本质。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互动作用的关系。     

试析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的论证方式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主要运用了类比论证的方式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及其论证方式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对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影响至深。     

"义"、"利"辨说--关于"义利之辩"的再认识

重新认识“义利之辩” ,首先必须尊重“义”和“利”的本来意义 ,并且必须根据文字学的知识从辨析“义”和“利”的本义入手 ,而不应当急于将“义”和“利”当作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并直接在伦理道德领域展开所谓“义利之辩”。今天伦理学的许多词汇 ,如伦、理、道、德以及义和利等 ,当初并非就一定含有伦理或道德上的解释。甲金文字“义”和“利”的本来意义或最初含义是“杀羊”、“己之威仪”和“以刀断禾”或“用‘刀’犁地”。     

独以寒暑不能成岁独以威势不能成政——董仲舒社会教化思想研究

为防止西汉政权重蹈秦的覆辙,董仲舒坚决反对单纯的以法治国,认为"独以寒暑不能成岁,独以威势不能成政",并向汉武帝提出了施德政、重教化的建议。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董仲舒社会教化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谐观念、防患于未然的政治观念和追求长治久安的社会稳定观念,这些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