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新闻学说的基本思想和现实意义

"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这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的毛泽东同志对以"铁肩辣手"著称的名记者邵飘萍的回忆。后来证明,邵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烈士,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当时毛泽东不了解邵已入党。 邵飘萍为革命献身,为革命开拓报业,硕果累累。     

“百姓”告“公安”——记一次难忘的采访

前年3月的一天,我到南京采访,无意中听到人们在议论一件事:“涟水县的两个农民还挺胆大,居然敢告公安局!”“那不是瞎告吗?他就是再有理也赢不了啊。”“他们是冤枉的,这父子俩不但被人打了,还被公安局拘留,你说,他们能不告吗?”当我不解地问其原因时,他们告诉我:“这父子俩因家里人被欺,去找公司党委书记评理,书记理屈词穷,先动手打了人。而当地公安局认定这父子二人扰乱单位工作秩序,父亲被拘7天,儿子被拘10天……。”我想《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全国刚刚公布实施,农民告公安局这件事,很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但当我询问开庭的日期时,一位     

忍耐的收获——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采访

我在《大公报》工作了几十年,开始是外勤记者,要说“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我得举出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初期,我匹马单枪去访问我军最高司令部这件事。当时经过无数折腾,我都出以最大的耐心,终于遇到了好机会,结果在8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一篇《司令部中》的“独家”特写,虽然曾被新闻检查所检扣了许多内容。     

毛宁与马修之死

对于毛宁被刺,无论如何应该表示关心。静观有点心不在焉的味道,但是“关心”的人太多,恐怕不是毛宁所能承受的。这时候我们能否安静下来,等毛宁自己来处理一下这件事? 毛宁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对毛宁是个考验,对我们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也是一个考验。首先我不认为关心这件事是无聊,相反,我觉得很有意义。无论如何,毛宁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活跃在我们眼前的人突然被人用刀刺伤了,任何人都不应当无动于衷。且不说毛宁是不是一个受人     

给我一个拔尖的责编

报上登出了张景然要出版《点校赵忠祥(岁月随想)》一书的消息。消息称赵忠祥说,该书“若真成书我可能对簿公堂”,“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认认真真地作好自己的工作,而作为公众人物的自己不应该用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上,而希望能把工作干得更出色”(《无锡广播电视报》)。一位老教授很关心这件事,他问我:“你怎么看这个事?赵忠祥为自己书里的错字对簿公堂,他怎么说呢?”我看他的疑问有道理。书里的错字多,而且不是出于盗版,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不     

文人之交淡如水

几年前,当我尚未进入新闻圈——还是集厂医与业余作者于一体的“两栖人”的时候,就得到了新闻界一位编辑的扶植和引荐,当起了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这年中秋节,我出于感激之心,带了一盒月饼和一袋水果去登门拜访,不料被谢绝了,他说:“我们是文人之交,文人之交淡如水嘛……”说真的,当时我不免有些尴尬,然而更使我肃然起敬。后来,仍然在他的推荐下,我踏进了新闻圈,成了一名编辑。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并以此为镜子,以正自己的行动。我不时品味这“文人之交淡如水”的内核,有时     

书讯

多数时候，档案给人的感觉都有些枯燥与严肃，但其中也有些事，读来颇为有趣。下面就说说我在做档案目录时看到的两件趣事，与读者共享。光绪三十四年，当时的云南布政司向云贵总督锡良报告了一件事，说的是向法国驻滇领事索要房产的经过。这宗房产，坐落在卖线街（今华山西路）上，价值“四千金”，原是善后局的，但是被原法国驻滇领事方苏雅借了居住，想来这借房关系到外交，善后局也就借给了他，这一借就是许多年。方领事回国时却不提归还的事，而是擅自将它转借给了一个医院。洋务局的一个叫谈汝康的翻译按领导的吩咐，去索回这项公产。     

宫慕久、巴富尔与上海租界起源

一、宫慕久与《上海土地章程》 1845年深秋,在上海这座枕江滨海的蕞尔小城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然而这件大事在当时人们的心海间,却没有掀起足够的波澜,因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关心和关顾这件事。     

也谈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老师们谈到一件有关记者采访的事，说是在邯郸市，有一位农民朋友遭遇一件不平事，他先后找了好多部门、历经了几年时间也没有个结果，后来，《邯郸日报》有一位记者针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采访，先后几次跑到农民家里做详细调查，跑多个相关政府部门了解政策反映情况，并最终在报纸上作出公开报道，时间不长，事情得以顺利解决，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还因此被罢了官。当时只觉得，这记者真让人钦佩，他所在的报纸真有权威。     

忆王重民先生

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有件值得庆幸的事 ,就是王重民先生曾经做过我的老师。而非常不幸的是 ,王老师是在我们这个班结束他的执教生涯的。1974年 10月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开办了“古籍整理进修班”。刚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才满半年的我 ,被选送到这个班学习。作为一名学生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学习 ,一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梦想 ,能在参加工作以后实现这个愿望 ,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郑如斯老师 ,专业课由王重民先生和一位北大图书馆资深馆员担任 ,当时王重民先生已经是 71岁高龄了。一件大衣那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虽然刚到…     

读者来信

“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 从3月份开始温哥华的电视新闻就一直在报道西藏闹独立的事．当时我还以为中国政府会很快解决这件事,没想到事情越演越烈,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藏独份子居然去破坏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从电视上看火炬手被警察和自发保护火炬的人紧紧包围在中间,     

国人抗争汪精卫废止中医始末

废止中医,轩然大波 1925年,汪精卫在广州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汪精卫此时最出风头,他到处演说,宣扬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中医).     

张学良与于凤至的爱情故事

定亲风波1908年,胡匪出身的张作霖被招抚以后,正值松辽平原蒙匪猖獗。当时,奉天督军徐世昌,把松辽及漠北一带剿匪的重任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遂率前路、中路巡防营进驻郑家屯。当时张作霖的剿匪总部就设在     

“偷钱”存档

在人生的档案里,每个人都存有自己无法向别人告知的一两件事,我的"档案"里就存封着一件让自己深感痛悔的事,我把这件事刻录在了我的心壁上,存入了我人生的档案中.     

阎庚华:生命在挑战极限中升华

今年5月21日,我国著名的民间体育活动家、哈尔滨环球体育俱乐部创办人阎庚华为挑战珠峰而牺牲整整一周年了。我因采访认识他,后又与他相交近二十年,在这些日子里,与阎庚华相识、相熟的往事连连浮现在眼前。 A 1983年,我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那时听说有一个哈尔滨青年从哈尔滨徒步跑到了上海,迎接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召开。这件事对我很有吸引力,就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采访他。阎庚华当时在大学的食堂当炊事工,他身     

要勤于用手記

一位记者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访问一位基层干部,请他谈一件事情。开头,这位基层干部谈得兴致勃勃,可是后来呢,他越谈越没有兴味了,最后竟然是应付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原来他是嫌记者光听不记。在他看来,记者不记,就是不听,自己说了也没用。还有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党委召开的布置中心工作的会议上,有位记者去参加了,可是在会上他光听不记,这使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诧异,使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感到有点不满意。可见,在社会上,记者的“记”,被人们看作是     

绿林学校

张作霖名声大噪,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以“奉张”称雄于北方,叱咤在民初的政治舞台。穷苦出身的张作霖最不愿意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海陆军奉天大元帅,他身边的军官大多是名校毕业,随便谁拿出的文凭学历都叫得响,只有他是土匪出身。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宴会,一些军官便以文凭、学历来戏谑他。     

记者的情感──一个边塞记者的内心独白之三

有一件事，过后多年想起来都让我感到内疚。那是1986年，我在阿克苏驻站，就住在记者站的小院里。有一天，记者站来7位老人。他叫什么名字，长的什么模样，事隔这么多年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找我这个“新疆日报记者”，是希望借助党报的力量讨还公道的。从老人的叙述中，我知道他数天前为一桩纠纷，受到当地执法部门某些人十分粗暴的对待。当时我脑子里的念头是：“这种事管不了”，“写了报纸也未必能登”，结果几句话就将老人给打发走了。事实上，就算当时自己当记者的资历尚浅，调查一些复杂问题的功力也欠缺，但至少可以请老人…     

角度准·反应灵·出手快

近年来,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采用率还不算低。我觉得要提高稿件的采用率应注意以下三方面。一、角度准。同样一件事写成稿件,角度选得好,就容易被编辑选中。相反,如果立意和选择的角度不准,即使内容大体相同也难以被采用。在青岛上大学时,《青岛日报》经常在报纸上开展一些讨论.我基本上每次都参加。如关于人与人怎样相处的讨论,我写了篇《认识·了解·信任》,说明人     

不惑之年的困惑与顿悟

一第一位这样说——1988年9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所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作了极为精炼而精彩的发言,大意是:新闻研究所成立的这10年,新闻界让我高兴的事不多。但有一件事我特别高兴,这就是新闻界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孙旭培同志就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第二次在公开场合称他为老师。我这一生,写的检查比我发表的作品还多,今天,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会场气氛很活跃、很轻松,而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写的检查比发表的作品还多”,这是否是一个老记者一种特殊方式的血泪控诉呢?是否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人格顿悟呢?抑或仅仅是一种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但李普同志的话看似平淡却奇崛则是勿庸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