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属于上行公文.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代"同治中兴"明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这些写作特点对现代公文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西汉“劝农”、“守边”奏疏的文化意蕴

在西汉奏疏中开始出现“劝农”、“守边”等词,反映出有汉一代言兵事类奏疏中所蕴含的后勤保障思想.同时,作为大一统时期的公文,此类奏疏也在同时期文学风尚的影响下体现出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精神.     

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及创作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朝“同治中兴”的功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而这些无疑对现代公文的语言、风格、内容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谈魏晋时期表类公文的语言特色

“表”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臣下向帝王陈情言事、吐露心曲的一种公文文体,主要作用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因为目的作用的特殊性,所以,表类公文在语言表达上也与其他公文有所区别,其语言在文采上更有细腻独到之处.表类公文源于汉代,大量出现是在三国魏晋时期.魏晋时期的著名文人、士大夫,诸如“三曹七子”等同时也兼是撰写公文的能手.这一时期的许多表类公文历代相传,虽然现在已经不具备它们曾经在历史上所具备的实用价值了,却仍然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有的甚至被人们当作优秀的抒情类文学作品拿来欣赏.本课题研究的是魏晋时期表类公文的语言,着重品味表类公文在语言上的艺术特色和欣赏价值.     

《论佛骨表》与《陈情表》比较研究

《论佛骨表》是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杰作。《陈情表》我们在中学教材中已颇为熟悉，也是“以情动人”的名篇。《论佛骨表》与《陈情表》同属于“表”，即奏疏、奏文，是臣民写给皇上的文书，用当今的文体框架来衡量，就是公文文书的“上行文”文本，有其固定的读者对象，那就是皇上。作为奏疏的“表”文体，具有共同的文章结构形式，诸如开篇的“臣……言”，篇中的“伏惟……”，结尾部分的“谨拜(奉)表以闻”。犹如今天公文的基本格式一样，必须严格遵守，不可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这两篇文本文体结构完全一样。     

论南朝社会风气与诗歌娱乐功能的发挥

从南朝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的记载和评述中,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一种奢侈与靡丽之风的发生与兴盛.自刘宋大明、泰始年间起,一种浓郁的奢侈、靡丽、享受、娱乐之风逐渐弥漫于上层社会,并成为南朝突出而持久的社会特征.四史史臣采取帝王诏令、官吏奏疏、史臣描写以及史臣评述等方式详细地记载了这些内容.南朝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内容和审美倾向方面受之影响颇深,从而促进了文学娱乐功能的发挥.     

论汉代奏议的尚情任气

奏议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属于上行公文。汉代奏议属于“汉文章”的一部分,多有挥洒自如、深切时弊的尚情任气之作,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治国安邦、针砭时弊、弘扬正气、拾遗补阙、下情上达等重要作用,在今天,仍能为现代公文的写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有助于提高公文的写作水平。     

试论唐代的公牍文写作

公牍文，亦简称公文，是古代朝廷、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在古代，这类文章名目繁多，且极受重视。尤其是唐代的公文，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从语言结构，构思方式等方面来看，均比前代公文更具文学意味，而且折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     

教材中古代公文演变类析

了解、熟识古代常见公文文体及其历代演变情况,对增加学生的古代文化常识,深入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大有裨益。现将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15种公文类析如下:[诏]古代帝王给臣下发布命令的文告。秦以前,诏与诰相同,上下通用,     

从《鸿门宴》的插图学习古代坐次的知识

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则为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则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宴席的四面坐位,以东向最尊,次之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侍坐.……     

吴廷举与《请修长堤疏》

吴廷举,明代诗文家,当时有名的正直之臣.《请修长堤疏》是一篇关于修筑嘉鱼长堤的奏疏,阐述了修筑长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长堤修筑时实施“募工之法”.思想深刻,论证严密,具有较高的价值.     

《谏太宗十思疏》评注

本文选自《旧唐书·魏征传》,是唐初政治家、史学家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疏。谏,臣下对尊上的规劝,使其改正错误。疏,奏疏,也叫奏章、奏议等,是封建社会臣对君陈表意见的一种文体。唐太宗跟随父亲李渊转战南北,艰苦创业,但他登基之后,却滋长了骄傲情绪,弃俭求奢,大兴土木。魏征看到“贞观之漒”太平盛世的背后,隐藏看“覆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论北宋骈体诏令的用典策略及向度

天子临朝的属性决定了北宋诏令用典不可尖新,“语重体宏”是其基本准地,故出自经史的典故常成为词臣之首选;不过,对于出自经史的故实,词臣也非简单套用,多是在“衬者相称”“用语不蹈袭”等既有轨范的约束下创造性进行,故而对“生新”的渴慕遂成为词臣在择取、裁剪典故时所追求的另一向度。     

中国古代的“谏诤”类文体——从《三国志文类》和《文苑英华》的“谏诤”说起

“谏诤”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它在类目的分属上一直不很统一。从“谏诤”分类的一个特例——《文苑英华》的“谏诤”分类入手,对比历史上多种总集中“谏诤”分类的一般情况,可以总结出“谏诤”的本质。在文体分类里,“谏诤”之所以逐渐被后人完全当成奏疏的一种,在于以帝王为一般陈述的对象,也在于一直没有统一和确定文体的固定名称。然而作为各种奏疏中专门指摘现实的一种,谏诤类的文章有着鲜明的文风和补益时政的巨大意义。了解这种文体在历史上的演变,透视它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学术方面,更对社会优秀传统道德的重新树立大有裨益。     

《贞观政要》论赦令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

唐代史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提出的“论赦令”管理观念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四个方面：“礼义先行,非常之恩”就是维护法纪; “宜令审细,毋使互交”则是防止条文重叠; “审定诏令,以为永式”就是维护权威; “维护大法,不依汝言”就是维护严肃.     

两汉之际的臣节与文学——以崔篆、冯衍为中心

臣节是指士人对君主效忠的政治立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新旧政权交替时,臣节就为帝王和士人所关注。两汉之际的士人到光武中兴,就必须经受后人对臣节的考问。臣节对崔篆、冯衍的政治前途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影响,因而他们的赋作分别呈现为愧悔和反抗两种情感模式,为后世的“失节”文学提供了参照。     

汉字王国

“陛下”何以成为帝王的尊称 古代殿阶前有专人担任警卫,臣下有事报告,因不敢对帝王指名直呼,通常呼殿阶前警卫转达,听以呼“陛下”实际上是通过警卫跟帝王说话,‘陛下”就成了帝王的尊称。这是古代称谓中“因卑达尊”礼仪的一种体现,同理的还有“阁”“门下”“座下”“殿下”“麾下”等。     

戏/弄臣与戏弄/臣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廉颇蔺相如列传》:“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教材把“弄臣”注释为“皇帝狎近宠幸之臣”。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把“以戏弄臣”译成“在弄臣之间戏玩”。笔者认为这样注释和翻译似有不妥。其理由如次。首先,从词义上看。尽管“弄臣”在古代也是一个双音词,《辞源》对它解释是“为帝王所亲近狎玩之臣”,并以《史记·申屠嘉传》为例:“文帝度丞相已困(邓)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依此说,“戏/弄臣”是可以讲得通     

唐五代日食的发生及对政治的影响

日食的发生由于和帝王的“失德”、朝廷的“失政”联系起来,因而对唐五代帝王的行为有所规范和约束,进而成为制约皇权膨胀的无形力量。皇帝和执政大臣不得不从儒家倡导的“修德”和“修政”观念中寻求禳除灾祸的措施,通过大赦、改元等方式广施仁政,勤修政事,对当前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和解决;另一方面,日食的出现使得唐五代朝廷定期举行的朔日朝会被迫取消或中止。而与之相反的是,“合朔伐鼓”的救日礼仪却被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