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与朱熹理学观的异同

一康熙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思想.理学亦称道学,人们以宋儒讲论事物所以如此之理,兼及性命之说,大异于汉儒训诂注释之学,故谓之理学.周、邵、张、程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朱熹集其大成.但因朱熹认为"性即理",世人谓理学;陆象山认为"心即理",世人谓之心学.康熙却是推重朱熹.他曾说理学"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世一定之规.……理正言顺,和平宽宏,非后世浅见而轻     

朱熹诗歌艺术初探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理学上的建树,几乎掩盖了他的诗名。其实“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清代李重华极为推重朱熹诗歌成就,认为朱子诗“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只是时至今日,朱熹诗歌领域尤其是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今尝试论之。     

朱熹手迹“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

“鸢飞鱼跃”的其理学意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朱熹在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后的表露;二是随着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的完成,他以此来解说他的理学思想的核心——本体论。其中蕴含着朱熹丰富的理学思想,是其理学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为了使他的深奥的理学思想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朱熹在此采用了借“诗”（《诗经》）说“理”的方法,体现了朱熹以“理”解“诗”、以“诗”释“理”,即以哲学解说文学、以文学象征哲学的倾向。     

朱子《诗》学特征论略

朱熹摆脱汉儒说《诗》的理论束缚,从魏晋隋唐以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吸取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研读《诗经》,从而为中国《诗》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重视《诗》之文本的独立自足和诗篇内容的整体性,强调《诗》含“情性”以及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但总的说来,朱子《诗》学被他的唯心理学观念统摄着,道德判断左右着他的审美取向。对他来说,《诗》不是简单的审美观照对象,学《诗》的根本目的是“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诗》赅备天道、人事,是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之“理”的体现,读者应通过虚心涵泳《诗经》本文,体味这“理”,以兴起感发自己的“善意”,达到治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从总体上说,朱子对《诗经》的解释依然是经学的解释。朱子《诗》学“专一看文字”的读诗方法,以及朱子《诗》学注重从文学方面解读《诗经》的努力,预示了《诗》学研究的新进展     

“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试论朱熹的义利思想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尽管朱熹也强调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不可相离，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无元气之理”，但实际上，朱熹还是把理看作是宇宙的主体，认为理在气先、天地万物是沿着理──气──物的顺序演变而成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①，“才有此理，便有此气；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②。也就是说，“理”不是万物的抽象，而是存在于万物之前的…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与学问宗旨

朱熹共有五部论语学著作传世,其中最能代表朱子论语学学术成就并借以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是《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过程也与他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相始终。朱熹诠释《论语》的学问宗旨是二程之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探索圣人之道,重建儒家道统。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试论《周易》“太极”思维影响下的朱子理学美学

本文以《周易》学说中太极思维对于朱子理学在美学角度的影响为关注点,探讨朱子理学中的《周易》"太极"思想所展现出的美学面向,藉此梳理朱子理论中的美学脉络,以求加深对于朱子理学相关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美学中的"美"之观念,紧紧跟从于其在"太极"思维阐发下的"理"之观念,无论是"理",还是"美",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下都是先验而一致的统一理念,实际上可以归化为《周易》学说下的"太极"思维之中。     

朱熹故里—五夫古镇

五夫镇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东南，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14岁的朱熹因其父病逝，奉父追命，随母离开建州环溪精舍，投奔五夫镇的刘子羽、刘子翚兄弟。朱熹在此从学、著述、授徒，生活近50年，使五走成为朱子理学圣地。2006年福建和全国朱子研究学者在此召开“2006年朱子论坛”，研讨朱子理学。     

朱子封号考

朱子(1130—1200年)名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多次被黜,晚年更遭落职,列为伪学之首。但是由于朱子的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到了封建政权趋于安定时期,其思想的理论价值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所认识,因而不断地对朱子封号和褒典。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四日下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一作焕章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宋史》卷37)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以朱子之学“不究用于平生,而仅昭白于身后”,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三年(1210年)五月,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五年(1212年)其门人“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续资治通鉴》卷159)十一年(1218年)夏,黄干作《朱子行状》全面综述了朱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黄道周“明诚”论的哲学意蕴

黄道周的“明诚”论,上承继子思,下综合朱熹、王阳明的思想;既是他以“诚”为宇宙天地万物本源的天道,同时也是他所主张的合圣贤之德的人道。诚指的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与天地合德”的道德伦理;从诚生明,“谓之性”,可视为被黄道周改造过的不同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从明归诚,“谓之教”,可视为是朱熹所倡导的“主敬”。黄道周的明诚论同时具有致知止善的认识论意义。知即知止,止即至善,表现为从格物→克己（或博文）→知至→止善→明诚。黄道周和会朱、陆,杂糅朱、王的理学思想,彰显其与以往闽学学者的不同的特色。     

朱陆情谊与理学分派——对朱熹哲学范型流变的探讨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理学的困惑——《楚辞集注》思想初探

朱熹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学识渊博,在文学上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他一生注释了大量古代典籍,在注释时独创新路,特别注重对原书的思想加以分析发挥。《楚辞集注》即是他晚年的一部力作。他在前人注解的基础上梳爬整理,细斟得失,大胆放弃了前人注释的方法,不为繁琐的文字考证所累,而致力于对原书义理的阐释。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即在于阐发“道”、“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     

何为“格物”？为何“格物”？——从“格物说”看朱熹哲学生态观

“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子哲学的特质。朱子“格物”之学,其物理层面的意义从属于生命之理,而生命之理是贯通物理的。把人放到生命的共同体的关照下去体认事物之理,是朱子“格物”之学的独特之处。由此生发的具有深层生态学意义的“格物说”,要求人们视万物（包括人类）为自然界生命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求知物之“至理”即“仁理”,由客体回归主体,以达到主客内外之至善,从而实现仁者爱物,“无一物不被其泽”的普遍的生命关怀。     

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朱熹丑史(五则)

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极力鼓吹朱子的“待人”哲学。“朱子”何许人?就是南宋那个反动道学家朱熹。此人继承孔孟之道的衣钵,胡说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客观事物的“理”所决定的,“三纲五常”就是永恒不变的“天理”。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法家李贽一枪戳穿了朱熹的假面。他,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鼓吹仁政而杀人如魔,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两面派。这里发表的是朱熹秽行的几个片断。从林彪奉为“楷模”的朱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那一类骗子的丑恶灵魂。     

朱子“心与理一”义辨

尽管朱子与陆九渊在心性论上的分歧通常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别,但实际上朱子的哲学文本中亦不乏“心与理一”这样揭示心、理之一致性的思想表达。这种表达与阐释天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已”之义紧密相关,与朱子一贯主张的“性即理”说并不矛盾,其实质含义是性理作为“所当然”规定了心灵不容自已的本质倾向性,心灵的全部活动与状态都是对此本质倾向性的实现,理想的“本心”“明德”状态与实际的“心有善恶”状态尽可皆溯源于理。就此而言,朱子之心性论也可谓是建立了一种有别于陆氏心学、从“当然”之性理出发贯通心体的“纵贯系统”与“圆密宏大之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