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相依为命”——读牛汉七、八十年代诗作随想

牛汉诗的魅力来源于诗人用诗歌来承担时代加诸个人的苦难,并在创作实践中将个人生命与诗歌的艺术生命完美融合,形成牛汉"与诗相依为命"的特点。个人的生命体验是牛汉诗歌的内核,主要表现为对生命的礼赞、对人生的困顿和厄运的坚韧承担,以及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与超越。诗歌标示了与众不同的生命热度和力度,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中的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也把生命做琴弦——史铁生作品中生命意识的解读

一个人的创作,通常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历程的艺术再现。对史铁生而言,残缺身体与健康思想的矛盾统一,表现在作品里,正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经历的不同,生命意识的差别,在史铁生的作品中转化为主人公对命运的无声反抗、对灵魂的顽强拯救,还有对幸福的执着追求。     

论李白黄河诗的生命情调

李白的黄河诗，以其独特的生命情调，即他的强烈的个性、充沛的激情、敏锐的感受以及伟大的人格等强化了黄河诗的审美品格，也丰富了黄河诗的审美形式。     

论余光中江河诗的生命内涵与美质

在余光中的诗歌中，不乏以大陆江河为吟咏对象的名篇佳构。它们既包含着诗人对祖国母亲和民族文化的一往情深，也有来自历史与现实的苦涩意蕴。这种浸润着苦涩的中华情结，作为余光中江河诗感情世界的主导因素，不仅决定了他这类诗作的独特风姿，而且使其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内涵和不朽的美质。     

反抗苦难异化的执着抗争——论路遥小说中人物的苦难观

路遥是一位善于书写苦难的作家,苦难作为一种精神特征贯穿了路遥的大部分作品。但路遥并没有被苦难异化而沉沦于苦难之中,他一直寻求着对于苦难的超越之路,在路遥对苦难的书写中,从承受苦难、淡化苦难到反抗苦难、超越苦难,他为他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一条反抗苦难异化的抗争之路。     

拉响生命的胡琴——论张爱玲的《传奇》

张爱玲的《传奇》，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以香港与上海为舞台，以都市中的普通人物为主角，以人性与爱情为基点，再现了他们简单生命的各种形态，并剔透出他们的灵魂的空虚与苍白，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学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越。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中搏动的灵魂——论绿原其人其诗

绿原是现当代文学的著名诗人。他的人生命运与他的诗歌创作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他的苦难孕育了他的诗歌，而他的诗歌又记录了他苦难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显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中搏动的灵魂，同时也展现了他诗歌艺术的生命性特征。     

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

诗是生命与语言的互动。生命主要指人的个体生命,就是存在中的此在。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并非凭空御虚地存在,它必须在语言中找到自己的栖居之所。生命与语言双向互动,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生命与语言的达成,有一个重要中介,那就是思。思即诗,诗即思。语言在思中才始成其为语言,才始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这样的语言在根本意义上是诗的,语言在运思中成为人的生命诗意栖居的场所。生命与语言在思中互动,正是人生根本意义上的诗。     

有意味的生命形式——诗美创造谈

诗是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就是说,诗是借助审美对象蕴涵意味,具有生命意义的整体符号。缘于诗的以形传神,寄情寓意,象征符号。诗的结构是召唤受众填充的象征结构。审美意味是情感意味、人性意味、观念意味、美感意味的集合体。诗是生命形式的创造,缘于心灵体验,生命外化,生气灌注。诗是受众永远填充不完的、具有无穷魔力的、有意味的生命符号。     

探析诗是生命符号化的艺术

新诗有近百年的历史,但仍面临着身份不被认可的尴尬。对于诗的认识,中西方总体上都注重诗表达的情感与表现的世界,注意到诗与世界及人的关系,从中可归纳出诗是生命的符号化的共识。新诗采用新的符号,它是继承中的发展,生命的跃动与张力仍为新诗的内核。网络诗的出现,表现出不同于纸质诗的发表方式和传播方式,网络诗具有衍生性和未完成性,使生命在不断凝练提升,也使符号化的方式不断优化。     

论史铁生散文的生命哲思

苦难能转化为对人生的馈赠和滋养,死亡更是对人生最大的检验与考量。史铁生在自己的散文作品中,呕心创作,泣血而歌,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诠释了欲望、孤独、苦难、生死、爱情的生活内涵和文化哲思,开始了生命意义的探索与追寻。     

译诗与作诗之间的渗透——论译诗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影响

戴望舒对新诗进行了执着而艰难的探索,诗歌创作的同时大量翻译英、法、西班牙等诗歌,翻译促使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英法等诗的长处。译诗从形式、意境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戴望舒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他在不断地借鉴与创新中形成其独特的诗歌风格,也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     

惠特曼浪漫诗的生命意蕴探微

享有美国“诗歌之父”称誉的沃尔特.惠特曼以自由诗体创作了浪漫诗集《草叶集》,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咏赞。对自我肉体与灵魂的歌唱,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欢愉;对自然万物的赞美,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挚爱;对社会运动的欢呼,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神往;对死亡的热忱欢迎,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感悟。惠特曼一生都在为自由而努力,渴望“既充分又真实地记录一个个性,一个人,即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的‘我’”,并力图通过他来表现一种民族建构意识。“他要做一个‘人的诗人’”。作为其代表作的《自我之歌》正是通过一个人(即诗中的“我”)来表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生命脉动。诗中的“自我”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但又超越了诗人本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人格化的形象代表。惠特曼对自然万物情有独钟,他选用“草叶”这一意象为诗集命名便是其中最鲜活的证明。在诗人眼中,草叶乃是世界上最普遍而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它象征着美国社会的活力,是诗人理想中民主自由的意象实体。正如诗人在《自我之歌》中所咏唱的:“它(草叶)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它的意思是/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间都一样地生长”。     

论穆旦的译诗与现代派诗歌创作

文章试图追寻诗人穆旦的英诗翻译的踪迹,并探讨他的译诗是如何影响其后期现代派诗歌的创作。     

生命的内在承受与客观的无奈选择——论《为奴隶的母亲》思想主旨

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浓缩了一个身影,这个身影具备双重身份:母亲和奴隶。文中将母亲的含义与奴隶的含义融合到一起,使人看到了两者的等同性与无奈性,这里面其实揭示了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作为母亲的角色,她要做什么,二是在那个时代,母亲的角色被扭曲化,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性,无法发挥出母亲的巨大含义,却被灌输了奴隶的定位,这一系列的经历和演变,充满了作者的控诉与批判。     

牛汉“潜在写作”的生命诗学论略

七月诗派重要成员牛汉,在文学失落的历史空间重新找回诗性。“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达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代表了牛汉诗艺历程中富有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牛汉的“文革”诗作,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将最大的精神关切置放于生命本身,体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以生命的体验去寻求艺术的创造,这是牛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高昂的生命精神——《活着》刍议

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人们传统的观念、生存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而当今人们普遍地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并产生了无奈、迷蒙与绝望。作家余华用《活着》给予芸芸众生体恤、安抚、关怀与爱。他指出“苦难是生活的意义”,“人”本来是渺小的,不仅受着社会、自然的制约,还受着命运的摆布,因而自然生命是“柔弱”的,但“柔弱”的自然生命是“人”的一切的意义之源与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对生命的持守与执着。他呼吁人们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应该能忍耐、坚强地“活着”,从而实现人的“社会生命”价值。     

为生命打开另一扇门——论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顾名思义,是有关生命的教育,它将生命和教育联系在一起,它既是教育的基本元素,也是一切教育的本源。作为生命教育所要培养的生命意识与其所包含的生命认识、生命情感、意志和行为都属于人的素质,从而体现了生命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所以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是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杜甫卜居诗的生命意识探微

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里,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古今游子的执念。杜甫流寓西南以后,居所未定的惶恐感奠定了诗人卜居生涯的基调,通过对杜甫卜居诗久居思迁情感变化的分析,可见出作为社会生活个体的杜甫,面临生存与死亡所产生的人类共通的焦虑心理,以此观照杜甫鲜活真实的个性形象与超越自我的生命意识。     

把生命的火焰塑形为诗——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华南虎》阅读指要

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