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交融与整合：论韦伯的理性化思想

理性化是理解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中,韦伯从各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但以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理性化的分化过程,而忽略了社会各理性化领域中交融与整合的一面。因此,对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重新进行梳理,理解其思想体系中的分化、交融与整合思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法律理性化的悖论——韦伯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采取了“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利用其独特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等学术概念,对西方法律的理性化进行了从实质到形式、从不合理到合理的单一描述,但是,韦伯理论遭到了理论和事实的质疑,单一的形式化和合理化掩盖了法律理性化的内在悖论。在立法上和司法上,法律的理性化具有规则和价值、形式和实质的二律背反,这说明了法治是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内在统一,这对于中国法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二十年来的民间佛教研究综述

民间佛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佛教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兴起有重要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学术界对民间佛教的研究主要从民俗学和社会学方面着眼,从民间佛教的含义和特征两个方面展开,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将民间佛教研究体系化和完整化,未将民间佛教研究置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     

论教育改革的理性化品格

理性化是世界性教育改革潮流终极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目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理性化品格尚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改革”的属性和内涵认知不足,对教育改革目的、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认识不当;参与教育改革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教育改革政策文本的诠释存在缺陷;缺乏健全的教育改革监测、评估和终结机制.教育改革理性化品格的培育需要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生态与时空逻辑;回归于人的培育和发展,合理调节利益诉求,扩大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构建动态、民主、开放的教育改革共同体;形成规范的、生活实践气息浓厚的教育改革政策文本;完善教育改革的评价标准,监测、反馈和终结机制,创生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教育改革范式.     

理性与理性化之间的迷思和张力——解读马克斯·韦伯“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而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仿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论形式理性法与官僚制

理性化是贯穿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主线,西方法制现代化是日益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也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管理和统治方式。本文拟从法律的含义、统治的合法性原则及统治的类型、形式理性法与理想官僚制度的构建这几个方面对韦伯的法社会学思想进行阐释,并论述其思想对我国当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论形式理性法与官僚制

理性化是贯穿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主线,西方法制现代化是日益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也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管理和统治方式。本文拟从法律的含义、统治的合法性原则及统治的类型、形式理性法与理想官僚制度的构建这几个方面对韦伯的法社会学思想进行阐释,并论述其思想对我国当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印佛教不同命运之比较

佛教兴盛于印度奴隶制发展时期的"列国时代",衰败于其封建时代.然而在中国,它却高度发展于汉魏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形成这一强烈对比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更需要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而主张逆来顺受的佛教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其二,中国有着成熟的封建统治者,对政教关系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放手发展佛教.其三,中国有着发达的封建文化和社会思想,使富含深邃思想的佛教能与之互相促进,并相辅相成.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相对于传统居士佛教,近代居士佛教在其核心成员构成、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已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就近代居士佛教的核心群体来看,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实践,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组织形态与社会功能来看,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摆脱了依赖寺院并由僧人主导的传统组织形态,开始建立起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式,并开始参与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形态的社会慈善事业。因此,抛开单纯的观念史与佛学义理研读,从社会学视域中去审视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核心成员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之变,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全貌,亦可藉此透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并由此加深理解近代佛学思想的"形上义理"与"形下社会实态"之间的交互影响。     

现代性困境与佛教哲学的诊疗价值

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与困境 ,以佛教哲学资源来进行反省和诊疗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佛教思想家和研究者们对现代性的诊疗主要基于佛教自身的“理性”对现代理性进行反省和批判 ,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西方现代“自我”的虚妄性 ,指出西方现代理性本身也必须进行“祛魅” ,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自由并呈现意义世界。当然 ,这种反省与诊疗并非是单向的 ,而是呈现出一种有张力的状态 :一方面 ,佛教思想家们被西方启蒙运动在科学、民主方面的成就所吸引 ;另一方面 ,他们中许多人对于现代性的危机及其虚无的结果深表忧患。也许正是这种张力才有助于建构起立足中国自身传统的现代性 ,并为解决现代人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寻找可能的出路     

佛教造像美学风格的演变

佛教造像是佛教思想传播的承载体.它也是各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民众的审美意趣、民族自信心的体现.佛教造像的形象塑造反映出各时期的社会背景、文化底蕴、审美观念和民族向往.佛教造像艺术与外来文化、本土文化的完美结合,继而出现各时期不同的美学风格,使中国宗教文化更加精彩,并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传佛教伦理与傣族社会公德研究

佛教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文章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南传佛教伦理对傣族传统社会公德的影响入手,研究现代南传佛教伦理与傣族社会公德建设问题。分析在现代化过程中南传佛教伦理与社会公德建设的衔接点和矛盾点,引导南传佛教伦理做适当的社会调整,使其与社会主义公德建设相适应。     

莲花东渐 菩提兴嬗——试论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但不乏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援引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的发现”、文化一心理的契合、传播媒体的圆融、人伦日用的圆通等层面剖析了“佛教的中国化”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观点.本文属笔者宗教学系列论文之一.     

现实道德日益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道德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实道德表现出日益理性化的发展趋势 :在改造传统文化基础上弘扬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道德重建 ,重在吸收和创新 ;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 ;注重社会实际 ,探索道德建设现代化的路子。体现出了现实道德理性化的新特点     

汉传佛教圈的信仰特征及其衍生规律

汉传佛教圈包括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的佛教.但就汉传佛教自身的演变规律而言,在中国大陆乃至中国台湾、越南、韩国是朝着神圣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日本海岛却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夹杂着不利于构建和谐东北亚的政治因素,当前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形成,要吸取世俗化了的日本佛教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教训,回归神圣化的信仰层面,维护东北亚和平.     

从南朝士人的素食观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融

蔬食是指粗粮和菜食,其本义是贫困的象征,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士人蔬食却具有孝道和德行的意义。南朝时期随着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佛教的素食观逐渐对中国士人产生影响。士人蔬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加入了对佛教慈悲精神的遵循,甚至在关于死后的祭祀问题上,一些士人受佛教影响也主张用蔬果。这些都表明佛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一般的行为规范上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正是从这些一般的行为规范上我们才更能看出佛教渗入中国文化的深度。     

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道安南下襄阳后,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道安从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全面解决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使他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

徐州是两汉重要封国所在地,境内汉墓众多.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重要信息载体,墓葬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社会思想即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始道教的创始者张道陵为沛国丰(今徐州丰县)人,从睢宁刘楼汉墓封土中出土的铅俑等来看,说明原始道教由徐州人创造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道教形成之后,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徐州作为道教创始人的故乡,墓葬受其影响在情理之中,并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墓门解除、辟邪杀鬼、神药厌镇、长生不死等等.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于南亚印度地区,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通过陆路传入我国,东汉时期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东汉早期,徐州地区佛教渐盛,这与楚王刘英的信奉和推广有关,因其时代较早,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当有较大推动.东汉末年,徐州一带佛教更盛,墓葬中,象征佛教题材的出土遗物较多,有尖帽胡人俑、塑像座、九枝灯等,另外还可能有鎏金铜造像.画像石的题材更为广泛,内容多样而生动,反映出佛教思想的日渐普及.因此,可以说,徐州汉墓的相关内容体现出社会思想对墓葬的影响及墓葬对社会思想充分反映的相互性.     

理性化的社会及其经济发展——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

本文对马克斯&;#183;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提出新解读。根据韦伯资本主义发展是基于人的本能（获利欲望）能量的理性梳理之上,即人的获利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源动力,理性化的生产组织与理性的行政和法律机构即官僚机构是保证社会发展的理性化方向。同时,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全面理性化会对人本身造成过分压抑或伤害。     

宋代西京佛教遗迹初探

佛教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洛阳,其佛教发展状况必然能够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本文通过收集文献以及遗迹、遗物资料,试图对宋代西京佛教的概况进行了解,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