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析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作用

构建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冲击的城镇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化发展则有助于减轻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述效应由于受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劳动需求弹性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应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加富有弹性.     

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 ——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吗?

收入不平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需要着力解决.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收入不平等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显著.因此,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当局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这需要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并坚持按货币政策规则行事.     

基于VEC模型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金融发展、城市化也影响着收入分配差距。在整理我国1990~2012年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城市化数据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发现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扩大了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减少收入差距,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城乡收入差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利用1985--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选用城乡基尼系数来衡量城乡收入的差异程度。通过建立城乡基尼系数与GDP序列的协整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城乡基尼系数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用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二者的短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城乡收入差异程度,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     

论一般性与发展性体育消费

通过对一般性体育消费和发展性体育消费的研究,认为:尽管推动体育消费结构演变的显见条件,是社会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分配的增加,然而,社会经济增长却是在收入分配失调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增长并不能保证体育消费结构组合或流向的当然走向.既然经济增长是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的,那么,体育消费结构的演变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因素都必将对其发生影响.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差距的必然性及适度差别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除了所有制组织结构中公有制份额较大、经济调节中具有更强的一些计划配置资源、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外,在于更为强调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平衡上,而且体现在相对平等的收入政策上。本文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的特征。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学区房”溢价持续扩大的原因与对策研究--来自北京市的经验分析

在当前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趋向公平、地区及学校间教育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学区房”溢价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县为例,在考察“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对“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后者,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是近年来我国“学区房”溢价水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理“学区房”问题不仅要均衡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要有效遏制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安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对外开放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选取安徽省1990-2006年数据,以进口、出口和FDI作为对外开放的替代变量,并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安徽省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传递的,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较小,目前安徽省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引起的.     

城市化与能源强度的非线性关系研究?--采用跨国数据的门限效应分析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不一致,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也可能不同。采用52个国家1980—2010年的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计量方法,以人均收入水平为门限变量,检验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城市化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限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降低能源强度,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会提高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增加能源强度,其中,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城市化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负面影响最低。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城市化对能源利用效率最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一段“缓冲时期”,应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化质量,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     

近年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收入差距现状与程度、形成原因、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对策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系统地归纳和梳理,无疑,将会对今后学界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以有益的启示。     

贵州省普定县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4年贵州省普定县农村调研获取的426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采用Stepwise方法分析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1）文化程度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户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进而影响农户收入水平;2）资产经营性收入占比反映农户家庭资产的多寡,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资产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做生意,其次是其他、耕地林地出租、房屋出租、农机具出租;3）政策性收入占比的增加反映农户综合生产能力的减弱,故政策性收入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生产性支出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业依然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能否上网对农户收入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提高农户文化水平、完善农村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及其影响研究

应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1979—2009年中国地下经济规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增长幅度较大,1990达到了23.28%,1992年以后则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约为20%左右,但相对规模仍然偏大。税收负担、失业率和政府管制是影响中国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官方经济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     

江苏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及地区差异分析

地理标志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本文对江苏省地理标志资源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江苏省层面,地理标志资源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在地市层面,无锡、苏州、常州和扬州地理标志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其他地市地理标志的品牌溢出效应仍未体现.地理标志的保护和开发亟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