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地方儒学社团平台建设及新的业务增长点浅论

对于当下中国地方儒学社团而言,有必要立足于自身所处具体区域,有机整合区域内相关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围绕推动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进有为,努力展现其使命担当。具体来说,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论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开始崛起，特别是进入７０—８０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引起了东西方学者普遍关注，重新认识东方，重新认识东方文化，重新评估儒学的价值，使中国儒学面临新的发展转机。但是，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复兴”是指儒学研究在历史上中断后，现今又重新恢复了热烈研究的局面；“儒学复兴”是指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恢复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儒学复兴不可能。对儒学的态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实行打倒一切的否定主义与无用主义，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并茂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     

论董仲舒“治国三本”观——“顺命、成性与防欲”

董仲舒,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他首开儒学改革,赋予儒学政治化、神学化和经学化交融的特征。以汉武帝问政于臣的历史文献为依据,梳理出董仲舒“承天顺命”“教化成性”和“度制防欲”的“治国三本”观,并分别论述其观点产生缘由及其实施策略,进一步分析阐释该理论在其时代的意义。主要采用文献法与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是：其一,董仲舒治国理政的主要原则是主张尊天命、重教化与立制度的统一。其二,对促进国家政治、思想与文化“大一统”及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杂技艺术中的体育文化解读

运用艺术史学、体育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原理,结合献资料,对中国杂技艺术中的体育化进行分析解读。结果显示：东西方两个明中心几乎同时开始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尽管各种身体活动的体育实践各不相同,但对于人体的速度、力量、健美、灵巧等基本身体素质的追求和赞美的理念,各民族几乎是共同的。古人在翻腾跳跃,窜蹦跌打的生存劳动技能中产生了“小武术”、“大武术”、“对手顶”,“走钢丝”、斗虎、耍狮子等活动形式,它们既是杂技也是体育项目。从古至今,中国杂技艺术与体育化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人文奥运—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点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仅具有悠久历史，而且含有深厚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之一。就搞好“人文奥运”如何更好地展现中国悠久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精神和魅力这一问题做了浅析。     

中国小说的历史空白

中国神话作为中国小说的历史源头，其艺术化或小说化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断裂。这一历史空白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和一定时期的学术主流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艺术演变上，具体表现为神话的历史化、“神话”的附庸地位和旷日持久的理论偏离；在时间距离上，自商迄汉，神话的故事结构和文体形式一直未获独立并处于逐渐消歇状态。中国神话小说化的历史断裂即中国小说的历史空白，应至魏晋六朝志怪故事的旁逸而出才宣告结束。承认这一新的认识和观点，分析造成中国小说历史空白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学理的因由，对于研究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作为小说的希腊和中国神话

本文在“神话是小说的最早形态”的前提下,对希腊和中国神话的艺术结构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在故事结构和文体特征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形象的系列化与单一性、故事的情节化与概括性、语言的口语化与书面性;中国神话形象的单一性、故事的概括性和语言的书面性,为中国小说艰难卑践的身世和晚迟成立埋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伏笔;解析这个“伏笔”并作文化学的深层探讨,对于研究中国神话“小说化”的某种断裂和中国小说艺术的晚熟至关重要,同时为重写中国小说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线索。     

论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命运

本文认为儒学的理论体系在清末已经解体,其历史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作为社会统治思想变为主要被反思的历史文化遗产。儒学虽然不能充当现代社会的指导思想,但它的积极思想可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在“东亚儒教文化圈”、“后工业化社会”起一定积极作用。“儒学复兴”不可能,而儒学的某些积极思想必将被更新、更高的文化形态所吸收、所熔化,儒学的积极精神永存。     

儒家思想与当代企业建设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先进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经营管理思想正是两者的合理结合点。吸取儒家的“修身正己”、“孝”、“悌”、“信”、“义”等观念，对于重新审视当代企业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增强企业凝聚力，重塑企业形象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努力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份，运用于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之中，这是当代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     

论儒学天命观的历史演变与伦理内涵

儒学天命观与夏商以至西周、春秋时期的天命思想存在着因袭损益的关联。夏商时代，尊天奉神，“天命”概念具有超现实的神秘意义。西周承继前代传统，同时根据现实的需要赋予“天命”以人文的伦理性格。经过春秋的社会动荡，“人”的意义进一步弘扬，至孔子创立儒学，继承、发展西周以来重人道、道德的传统，形成了富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学天命观。尔后历经孟、荀的阐发，以至汉、宋儒者的理论建构，儒学的天命思想中最终把社会道德伦理升华为本体与政治紧密相联，使儒学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