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它为唐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东晋南朝时期家庭教育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 ,其特点是家族的长辈广泛参与对子弟的教育 ;幼儿教育和妇女教育都受到足够的重视 ;教育方式多样 ,既有言传、身教 ,又有用文字著作进行教育等形式 ;教育内容广泛 ,包括学术文化、科技艺术、实用知识、道德门风等方面。当时的家庭教育在青少年的素质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晋南朝浙西航线文学研究

浙西航线是指上接新安江流经建德、淳安、富阳、桐庐,向东经杭州湾注入东海的水上交通线路。它作为功能地域概念,反映了东晋南朝浙西城市的空间分布以及浙西与皖南的交通网状结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视角,是东晋南朝文人行旅的一条重要交通之路,能够显示出东晋南朝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一些基本特点,有利于考察地域、交通和文学的关系,把握东晋南朝不同地域文学的发展规律。     

东晋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响

承西晋末年之乱,东晋南朝的流民问题格外突出。这些流民来源有二：北民南迁和东晋南朝内部流民。为解决流民问题,南朝政权或遣返流民,或赈恤灾民,或侨置郡县,或实行土断。流民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侨居江淮之间的流民武装构筑了东晋南朝南方的安全屏障;北方流民构成了东晋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流民也促进了门阀势力的壮大,巩固了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     

试论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以抚为主；第二阶段是元嘉后期，大规模伐蛮；第三阶段，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对腹地蛮夷加强了征伐。对腹地蛮夷的讨伐是逐渐深入的，从元嘉末年至萧齐末期，以讨伐长江中游的蛮族为主；梁陈则主要征伐岭南俚族。征讨重点的转移实质上就是六朝政府的开发行为从长江下游向中游、再向岭南的梯级深入的过程。     

东晋南朝会稽孔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孔氏家族成员著述比较丰富,在南朝世家大族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留存至今比较完整的作品,应用公文占有大部分,从内容上看具有明显的家族特征;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包括诗、赋、书信等,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是孔氏家族文学中比较有文学价值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六朝文学的特点.     

东晋南朝丹阳尹述论

东晋南朝丹阳尹作为京畿地方长官,地位关键、特殊,其职掌以执掌军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并参预朝政.选任则无定制,大体以"亲信"任之.而任免权往往把握在秉实权、执大政者手中.就人选情况而言,南人任丹阳尹者远少于北人,并以高门与宗室为主,任免变更频仍.大多任期短促.     

东晋南朝墓志俗字及其成因探析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中存有大量异体、别体与通假字等俗字。据其结构与形体特征,可分为三类：增减和改变笔画类,增减和改变构件类,构件移位类。墓志俗字的产生,是受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书体演进、前代俗体写法、书刻者自身因素等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战争频繁，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不断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由于淮河流域是南方政权坐保江左的屏障，战略地位重要，故每当战争间歇之际，南方政府即采取绥靖流散、放免战俘、赈贷省役、兴修水利、专委农功、兴办屯田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至于刘宋前期出现了“缘淮岁丰，邑富地穰”的景象。这些在战争频繁的特殊形势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也是一笔值得记取的历史遗产。     

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

东晋南朝士族盛行门第婚姻,国婚是此时门阀士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婚在东晋南朝的流变则充分说明了门第等级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浅析东晋南朝流民自主流向问题

东晋南朝涌出的大量流民,在政府无暇管理时,部分自择方向,有流入私家大族成为佃户或私荫户;或投奔寺院为僧为尼;或自结成群,隐入山林。流民自身主动的安置,减轻了当时社会的压力,稳定了社会秩序。     

东晋南朝儒士之籍贯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永嘉丧乱,儒士持续南迁.东晋前期,儒士籍贯以黄淮地区和江东地区为最多,至后期则北方籍贯者遥遥领先,籍贯在江东地区的儒士人数减少.在东晋政治高层中,北方南迁大族明显压倒江东大族,从而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南朝之初,继续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但由于中央政权南迁已久,不免走上本土化的道路.这表现为南人地位的提高,北方大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作用日渐衰退.宋齐梁陈四代,儒士籍贯江南者所占比例不断增长.由南朝儒士籍贯随着时间延续而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江南政治势力的消长和儒学在当地的传播.儒学在南方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本土学术文化的发展,激发了南方土著力量的觉醒和壮大,并使之走上历史舞台.     

东晋南朝定都建康述论

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定都建康,二百七十余年间仅梁元帝都于江陵三年。建康之所以成为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不仅由于它在地形、经济、交通等方面具备了建都的基本条件,更由于它在南方政权的整体局势中具有多方优势。孙吴建都的历史留予建康丰厚的都城资源,而建康的攻守形势又充分符合东晋对于都城的需求。由此,建康的战略地位使其再度成为南方政权的中心,并在东晋南朝的递嬗中巩固了它作为都城的正统地位。     

东晋南朝山水诗的缘起与发展

山水诗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缘起、发展和成熟于东晋和南朝时期。这与当时门阀腐朽统治下昏暗的社会政治和庄园经济的发展,玄、道、佛等多元文化思潮的兴盛和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士人心态结构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文学内部演化过程看,山水诗在题材和艺术方面上承玄言诗并对其进行了扬弃和变革;谢灵运、谢眺、何逊等人的创作,促进山水诗从开创期日臻走上完美和成熟。     

东晋南朝道典中的"(峗)"

文章在考察东晋南朝道教典籍中有关"(峗)"的用例的基础上,结合信徒修道文化,对该词的意义进行了疏理,并对前贤的看法进行了补充.     

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似与百济、夫余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5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自觉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赋役负担

东晋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赋役负担较前代已大为加重，主要有纳贡性质的责赕制度、正常的课税制度、兵役负担乃至武力掠夺。     

东晋南朝源出流民的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西晋永嘉末年,大量北方人口纷纷南下,成为东晋南朝流民的主要来源,但东晋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沉重的赋税杂税,繁苛的徭役兵役,频频的战乱等等,使广大自耕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这也是东晋南朝时期流民源出从未止息过的重要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吴兴习战之风试析

历东晋南朝,吴兴人始终保持着习战之风,他们对南方政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王朝创立者。影响吴兴习战之风的因素既与吴兴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吴兴大族在东晋初期的政治境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