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慈善机构的组织运作与理念——以保定育婴堂和全节堂为例

清代是我国农业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慈善体系．文章通过对清代发展较好的直隶省会保定育婴堂、全节堂的分析,认为清代的慈善组织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国家的统治理念与地方士绅的社会目标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都着眼于维护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农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念与目标决定了社会慈善组织的组织模式和实施效果．事实上,这一理念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期望是不一致的,这种偏差始终制约着农业社会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革新抑或守旧: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北地方士绅

晚近以来,苏北在整个国家区域地理中逐渐处于被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后,苏北士绅策划"光复"、响应起义、参与地方秩序重建的努力,为苏北各地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苏北士绅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守旧与革新是中国近代士绅心路历程与人生抉择的缩影。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简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教育贡献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士绅是官民之间的桥梁，充当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角色。他们的地方社会担负着很多职责，其中重要的是“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已任”。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名学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帝国时期，士绅要人们的现是承办地方的公共工程和慈善事业。其中，士绅对发展教育是犹为关注的。晚清时期的士绅就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办学热潮，对此，已有人论及。本拟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开明士绅对发展教育所做的贡献，作一初步探讨。     

简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教育贡献

开明士绅在促进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赞助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方面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他们较好地继承了封建士绅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传统 ,又带有鲜明的抗日救国的时代特色 ,他们的贡献在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     

士责与民生：清代关中士绅与地方社会救济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将地方社会救济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捐助灾荒、战乱,而且救济婚丧等一切地方事务。在参与方式上,他们或襄助官府救助,或以个人力量直接救助灾民。但总体上看,士绅对乡民的救助力度远远小于官方的赈恤。从时效性来看,士绅的救助因为减少了官府的申报等中间环节,无疑效果更为积极。最后,在清朝后期,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救助远远多于清前期,这也与中后期国家财政紧张密切相关。     

实施和谐教育 打造和谐班级

教育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农村成人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然而,现在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受到制约,这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基础和主体.在义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着更多的矛盾和问题,种种矛盾和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村义务教育改革集中于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即教育经费投入是农村教育发展的中心问题.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出一些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

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公益，治安保卫，教育教化，民事调解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政权体制向农村社会深入，任用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因此而形成了新的地方精英阶层。新地方精英依托国家行政参与和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同时也构成一种超越国家行政的社会势力。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经费短缺的原因分析——以1930年代为核心

民国时期,在乡村教育经费问题上实际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两股力量：政府和以乡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乡村教育在政府教育财政体制上的缺位和乡村社会对教育投资的冷淡,直接导致了民国乡村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政府在乡村教育管理职责上的失职渎职、土豪劣绅在乡村教育管理中的腐败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办学经费的紧张。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与乡村社会改造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增强抗战动员能力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对妨碍政令推行的土豪劣绅予以坚决打击,并通过任用青年干训生担任基层干部排斥地方豪绅势力,同时加强巡视和鼓励民众检举,对贪污违法的豪绅势力予以严厉惩处。但新桂系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在遭到豪绅势力的强力抵制后,不得不作出妥协,对维护新桂系统治的地方士绅予以笼络和争取,反映出新桂系乡村社会改造的不彻底性。     

地方高师院校服务新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建设探析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这一点抓住了制约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力量．建设好一支高素质的农村教师队伍。直接关系到农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地方高师院校的积极参与与配合。地方高师院校应当认清形势,更新教育观念,牢固树立为农村教育服务的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在徽州，基层权力空间由乡绅与祠党来填补。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守族紧密相结合，担当起了基层政权的众多管理职能，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教育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目标的重要传导途径,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向乡村“善治”目标,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应面向乡村社会致力于优化人心、生产秩序和生成能力。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悬浮”状态,如机构上移、“农教互离”以及教师角色变化,严重限制了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教育应选择“教治”融合、“校地”融合、“教产”融合与“四教”融合的路径,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教育价值取向:四种历史性转向与反思

农村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城市教育的相对概念而呈现的,城市教育成为了其改造和发展的取向,而忽视了乡村文化自身的建设机理。考察历史以来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转换历程,从封建社会的忠孝取向的价值取向,到城市化导向的城市精英实践价值取向,再到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的城市化关怀,最后以农村为本位的走向文化共生的农村文化传承与重建的教育使命,反映的是对农村教育的探索过程及对农村社会发展有效模式的追寻。     

兴学、决讼、赈灾:清代皖中绅士与地方社会

绅士阶层在清代地方城乡社会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是一个游离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集团。清代皖中绅士在兴学、决讼、赈灾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农村社区教育发展路径探索——以江苏如皋市为例

农村社区教育相比于城市社区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制约农民素质提高和农村社会进步的瓶颈。农村社区教育应以"整合、联合、结合"等手段在"合"字上做文章,打开自身发展的路子;抓住本地域经济文化等优势,在"特"字上做文章,创造自身发展的新亮点;把握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在"跟"字上做文章,创出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对农村考生高考录取比率下降问题的思考

公平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国民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加大,为城乡之间享受公平的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农村考生高考录取比例下降的现象,充分暴露出城乡之间享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因此,分析农村学生高考录取比例下降的原因,并从政策、经费、教师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