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说圈里话

我到本溪日报21年了,今年46岁,自知不属于“青年新闻圈”里人。所以要先向这个专栏编辑打个招呼,可否允许我挤进来说一说我与这里的青年人? 1970年,当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本溪日报时,已是26岁的大青年了。那时,这里的青年编采人员还不多。先来后到的我们几个青年人都在一线跑。累是累,苦是苦,但我们不在乎这些,一心想当个好记者。到了1984年,我这个“中青年知识分子”被推到     

了解读者对象

我一直做青年工作,刚调到青年出版社的时候,自己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对青年的思想特点和兴趣爱好,大体上是了解的。“文革”中我们出版社停业十年。重新走上编辑工作岗位以后,我感到业务荒疏,最突出的问题是和读者对象完全陌生了。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怀念朱语今同志

语今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留给人们无限的思念和悲痛。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和品德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第一次见到语今同志,是1950年元月。我从武汉团市委调到团中南工委,他正在那里当宣传部长。团中南工委人员不多,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青年。语今同志当时也只有30岁多一点。但在我眼里,他已是另一辈人,难免存在一点“代沟”式的距离。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这种状况。那是在1950年的夏天,机关开大会,语今同志给我们讲话。他没有发指示,发号召,没有讲“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而是讲他“爱清闲、怕麻烦,不能主动和     

总编,你的气量何其小

总编: 你好。请原谅我使用“你”而不是“您”。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大家都是青年人,彼此都用不着客套。本来,我们这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报社里,理应是存在着一种朝气蓬勃、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氛围的,但是我却发现,那些不上而立之年的编辑记者现在一个个成了“小老头”,意志衰退,暮气沉沉,整天在混日子,出报成了“应付任务”。造成这种极不正常现状的责任在哪呢?恕     

步步深入报道公共食堂

对于公共食堂报道的认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党在领导公社工作的时候,必须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纠正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这是我们在公共食堂报道中的指导思想。今天,绝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了公共食堂,他用的种种切身利益,他们的生活问题,绝大部分同食堂直接、间接有关。     

“终身年轻”是记者

本文所谓“记者”,是新闻工作者的简称,包括记者、编辑、主任、老总和其他在媒体工作的人们。河北日报离休老同志、73岁的老记者汤小薇,把她离休后10年(1989———1999)的作品集成了一本新书《平淡下的激荡》。我读了感慨丛生。我首先想到了人的生命史、人的事业史、人的行进足迹、人的耕耘与收获,乃至我们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到底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对待我们自己择定的职业,来度过自己归根到底并不漫长的一生。突然地想到一句话:“终身年轻”是记者。既然是“终身”,难道不是包括青年、中年、老年吗?怎么可能是“终身年轻”呢?…     

“我没见到神童……”——安岗谈培养青年记者

《经济日报》是一张年轻的报纸,青年记者在编辑部占了很大比例。我的同行告诉我,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对中青年记者的培养。他们支持罗开富徒步采访红军万里长征路,在记者队伍中引起了“六级地震”,紧接着,驻河北记者董立国骑车采访河北四十六县,又有赵健、邓维的“西藏行”和姜洋的“长江行”……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经济日报编辑部访问时,无论在记者调度中心,夜班编辑室,还是其他部门,仿佛置身于处处有生气的环境里。在那儿,中青年编辑、记者挑起了大梁。特别是记者调度中心指挥记者采访,编发出一组组组合报道的,竟是几个青年人。我,不由地想起两年前,安岗同志对该报青年同志说过的话:“我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有人认为,青年人常招麻烦,我不这样看。我们自己都是从青年过来的,我十七岁参加革命,十九岁从事新闻工作,一直到现在。《经济日报》对青年人来说,是事业的开拓,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生命的归宿。”给中青年记者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使他们成为经济日报社的一支重要力量,也许就是安岗所说的“生命的归宿”所闪现的色彩!     

“它对我是一个约束”

这个“第一”带给我的所有影响,我都愿意承受现在,在公共场合仍有很多人能认出许海峰,他们会走上前要求签名合影,不过基本是20岁以上的人。时隔22年,听许海峰再次讲述当年的经历,他的口气就像一位食堂的大师傅在向你说今天的菜谱一样稀松平常,也许是时间已经淡去了当年梦境般的际遇与激动。     

现在，是我们青春中的青春——贺《生活报》创刊二十年

“现在，是我们青春中的青春。”这话是李大钊先辈说的。对于正处二十年华的《生活报》来说，非常适用。十年前为庆贺《生活报》十岁生日，我曾著文《生活，多么美好卜“一个孩子长到十岁，还是一个孩子。一个报纸长到十岁，该是成熟的时候了。生活报已经十岁了，她正亭亭玉立，楚楚动人。”不觉间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已从《生活报》的友人变成了《生活报》的同人，就更应该为他们写点什么了，于是我便想起了大钊先生的这句赞扬“五四”青年的话。以此送给每天都给我“美好生活”的《生活报》的同事。     

练笔的一种方法——写日记

一天上午,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正拿着一本新近出版的《新闻与写作》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30多岁的青年从座位后面探过头来对我说:“您是搞报纸工作的吧,我对写作也很感兴趣,您说怎么才能提高呢?”我说:“要多练习写,不要放过一切可以练笔的机会,绝不能偷懒。”他说:“对,我一定要多练习写。”车到前面一站我就该下车了,对话也就中断了。看来,今天爱好写作的青年还是不少的。有的却苦于不知道     

“年青”与“年轻”

“年青”与“年轻”都是形容词,词义相近,都是说明人的年龄。但也有区别。“年青”专指介乎少年和中年之间这一阶段,只能用于青年。而“年轻”用于年龄的比较。例如某甲今年七十岁,某乙今年六十岁,那我们可以说某乙比     

入门的“诀窍”——和青年记者、通讯员一起采访有感

有句俗语,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接触过不少青年记者和通讯员,深感他们思维方法不同,主观努力不同,进步快慢也就不同。有几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次,一个青年记者和我们一起,去采访某地区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网的问题。我起草后,让那个青年记者过目。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接过我的稿子后说:“我还要看你的原稿,看你是咋修改的。”我听了猛然一惊。因为过去从来没人向我索要过原稿,他是第一个。这个青年人肯动脑子,敢于追根探底,主观能动性强,很有希望。连着采     

绍棠老师教我写文章

我有幸接触刘绍棠先生是在1980年的春天。绍棠先生刚被“解放”不久,家虽搬到北京去了,可每个月都要回到儒林村住上几天体验生活。那时,我正在儒林村的通县农业机械化学校念书。 学校距刘绍棠先生的住处只有十几步远,他每天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同我们一起吃饭。通县人熟知     

不是记者的“记者”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日本姑娘清家香。那是今年4月17日傍晚。我们参加全国城市报纸自办发行经验交流会的180多名代表,从柳州到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三月三”活动。我在住所吃过饭后,走出临街大门,迎面看到同来的中国记协刘海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张黎正和一位陌生人交谈。我走了过去。“这是日本朋友”,“是跟我们一起坐车来的”。两位老大姐抢着介绍。我握过手后,定睛一看,面前的日本朋友留着齐耳短发,穿件鹅黄色夹克衫,灰色长裤,白色球鞋,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微笑,看去同普通青年没有什么两样,我一时分不清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外国     

我最得意的一组报道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三年了,我最感得意的当属那组有关居民食堂的报道。1996年,我刚刚从乡下调入县广播电台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为房子比较小,吃饭问题难于解决。台领导告诉我,道南路上办了一家兼搞蒸饭的开水房,你不妨去那里问问。这一问,不仅解决了生活难题,还捕捉到了一条好新闻,原来这是由一位下岗女工创办的类似食堂性质的开水房。刚刚创办一个月,每天有二百多号人在此打开水,有六十多人交了定金搭膳蒸饭,这些用户都是临近的居民。于是我在心中为这个未挂招牌的开水房取了个名——居民食堂。在交谈中,我了解     

“下海”盛况的背后

当各种新闻媒介正在造就“下海”的盛况,让人以为但凡有气血之辈尽皆扑通扑通跳去的时候,有一位在某机关工作的青年朋友忧心忡忡地来向我“咨询”。“明年机关就要大量裁员,裁下的就给点钱去办公司,这可怎么好?”我正受着“混个处长又能怎样”的影响,慰之以“裁下正好,放心发财去”。青年说“裁到我头上就倒楣。呆在机关多     

以“撞车”破除“新闻垄断”

“这条线是我跑的,怎么发了他的稿件?”作为报纸的编辑,我常常“聆听”这样的责问。在报社食堂的餐桌上,同人们也可以耳闻这样的争论——一个说:“这个行业历来是我联系的,你怎么跑去采访了?”另一个则“针锋相对”:“你包打‘天下,’包得了吗?”责问是否有理,争论有没有必要,谁来主持公道?对于这一切,长期以来,在我们新闻从业人员     

驻足回眸谈使命

我们正处于历史与未来的转捩点。在展望21世纪之际,我愿驻足回眸一瞥。让我们从中青年编辑的年龄概念谈起。对于年龄阶段的划分方法,过去一般认为,青年是指16～35岁的人,中年是指36～50岁的人。我们所说的中青年编辑,大致是指这两个年龄段的编辑。当然,这二者之间也略有差异,比如青年编辑的下限,通常至少应在22岁,因为编辑职业本身对学历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而22岁以下的人往往还未能获得大学文凭。     

我的教训

1987年,我去大余张村串亲戚,表哥说青年张朝江经常给70多岁的孤寡老人刘怀昌担水、劈柴、扫地、磨面。当时张朝江也在场,我问他有无此事,他笑而不答,我便认定完全属实,便写成稿子,在县广播站广播后,大余张村有人指着我说:“这就是在广播上瞎吹的人。”走到表哥家门口,一位姑娘迎上来愤怒地斥责     

“豆腐块”出“坊”要快

西方一位记者曾经说过：“记者的‘生命’只有 12小时。”这句话充分说明新闻时效性的重要。我们基层报道员一般是从写“豆腐块”开始的,而号称“新闻快餐”的“豆腐块”对时效性的要求更是如此。前段时间采写中的一件事,使我对此深有体会。 　　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上午,我所在部队驻地延庆县在组织 1000多名刚满 18岁的青年进行成人宣誓后,又组织他们投入到环保活动中去。凭着对新闻的敏感性,我感到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如果要把它写成通讯等其他体裁的稿件,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说不定别的通讯员早就抢发了消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