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正名——读《君主论》有感

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学者恶评不断。但站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的政治主张后，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从君王的角度出发，为治理国家提供了指导方针，因此，他的道德观点散发着理性的魅力。     

浅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为挽救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提出政治善与道德善两分,使君权摆脱神学,面向真实的人性,为现代政治学诞生奠定基础。此外,马基雅维利还从法律和军队是保障、人民是君主权力后盾、加强君主自身修养、以非道德手段对待非道德现实等方面,分析其对君主统治权术的构想。以上思想都暗含马基雅维利对近代政治思想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从而首次将政治还原于现实生活。     

评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

本文认为马基雅维里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真正的爱国者,正直的人,善良的公民。他的《君王论》是为拯救意大利提供理论指导的救亡论。《君王论》坚待人是人事的主宰,成为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过渡到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中介,树立了近代政治思想的第一块里程碑。《君王论》所提出的道德的保国之道,表明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学上仍然是一个道德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的独创性在于:其一,对道德观念有着辩证的理解,其二,敢于进入事物之真实,揭示了政治权术产生的必然性。因此,《君王论》便成为君王开创新事业的教科书。     

论“非道德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

马基雅维里在历史上多遭人非议，其不朽作《君主论》中有关“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狮子与狐狸”等论述使其蒙受“非道德主义”之恶名，事实上，若细究《君主论》，可知马基雅维里并非完全摈弃道德；相反，他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试图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作一简要述评，以期从中获得借鉴与启示。     

浅析《资治通鉴》与《君王论》中国家学说的差异

《资治通鉴》与《君王论》是中西封建时代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学名著，本文通过对这两大名著的比较研究，探析了其间国家学说的差异及其成因，指出《资治通鉴》中提倡的是德治、礼治与怀夷的治国之边，而《君王论》则与此迥异，主张术治、法治与攘夷。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中意两国政治状况、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两书作者人生经历的不同。这一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中西文明差异的渊源。     

君主:罗隐《太平两同书》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

以罗隐《太平两同书》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君主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中国政治哲学家正是围绕着君主这个政治核心,展开了对国家制度与政治理念、修身修德与治理国家、君主与臣下的权力制衡,以及君主欲望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使君王成为道德上的“圣人”和政治上的“贤主”,使国家“太平”。     

政治道德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基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思考

介绍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唯物史观辨析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道德观,该政治道德观是基于其时代的特殊性,强制道德为政治服务,希望王权和暴力能够扫清影响意大利繁荣昌盛的障碍。辩证考察"政治-道德"应然关系,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观的启示是:政治应是法治与德治的相互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加强政治道德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管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权术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利弊

"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使马基雅维利成为"邪恶的导师",也使《君主论》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总结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权术思想,管窥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利弊,对重新解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权术思想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性探索。     

马基雅维利与“新君主”的继承问题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一处疑似的理论盲点——《君主论》开启了以“新君主”为主体的新政治,但并没有讨论“新君主”如何通过继承让自己的新政治事业获得可持续性。这一困惑可以在《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细致对勘中获得解答。马基雅维利从罗马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共和体制＋帝国扩张的模型,提供了一种使“新君主”前后相继成为可能的政治形态。     

由《君主论》看马基雅维里的“二元论”思想

400多年来,虽然思想家和学者们对马基雅维里和《君主论》众说纷纭,但是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是牢不可撼的。《君主论》蕴涵着以往政治学理论中罕见的“二元论”思想,体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他一方面确立了以实用主义为宗旨的新型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又努力将政治学的评价体系去意识形态化,把注意力放在了有效性的讨论上。他打破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思维定势,为近现代政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桐城文化中的爱民思想研究

桐城文化中的爱民思想体现在吁求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贵民等方面,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贵,使"君—国—民"之间形成并保持一种良性的持续互动关系。桐城仕宦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地位,提倡爱护和厚待民众。桐城仕宦认为设君为民,民贵君轻,君臣有共事之义,而非臣之食禄为受君之恩之主从依附关系,这种共事之义的内涵是臣子匡正君主过失,利江山社稷,使百姓安居乐业。桐城诸贤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贬抑男权,褒扬民妇,既宣传"女胜儿"思想,又颂赞"女君子"形象。其对待妇女之态度不以富贵为尊,而以思想品德上之"贤"来打破以政治上之"贵"和经济上之"富"为特征的阶级地位之不公,推举"惟贤者为尊"。     

浅析高科技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与挑战

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传统国家主权观提出了挑战。对国家的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以及信息文化安全造成了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主权问题的国际政治斗争已不可避免。     

关于国家文化主权的国际法思考

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关系着国家文化的独立性,更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文化主权与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在新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文化安全形势,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个国家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其＂软实力＂就越强,获得的＂文化安全＂系数也越高。要充分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法律体系,依法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实现国家的文化主权。     

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

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主权国家采取孤立式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对待全球治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通过分析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变迁,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发展观以主权、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要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就必须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都铎时期英国国家主权的特殊定位及其影响

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英国主权国家最终得以形成。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国家主权定位于议会中的国王,从而形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国家主权原则。这一原则对英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渤海国及渤海遗民研究的几个问题

渤海政权建立之初,自称震国,唐朝政府则称其为袜辐国,两个国号同时存在。“渤海”这一国号应与以郡望封爵有关。渤海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约在其第三代王大钦茂执政时期,其主体是袜辐人。渤海遗民南迁的时间在天显四年（929年）,而不是天显三年。南迁渤海遗民之举是东丹王耶律倍的建议,并不是耶律羽之自作主张。耶律倍没能继承皇位,应该是辽太祖生前的安排。     

梁启超的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论是梁启超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梁启超主张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政治文明包含政治合法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法制化等内容。同时，梁启超强调政治文明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国的国民素质相符合。     

论诺丁斯关心教育理论的超越性

诺丁斯关心教育理论是对传统道德理论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认为关心是一种关系——对德育一元论的超越;在教育中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对关心本质的超越;关注道德情感的作用——对道德理性的超越;注重个性——对标准化德育的超越。     

论孔子政治思想的真实内涵——“雍也可使南面”发微

孔子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说,意谓冉雍可以南面称君。对孔子这句话的涵义,前人或从德行求解,或以个性为说。其实在这句话中,包含了孔子真实的政治主张。此前学者多根据《论语》讨论孔子政治思想,视孔子为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但是《论语》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孔子政治学说,它只收录孔子的德治语录,而舍弃孔子关于刑罚的论断。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看,"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但绝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全部。完整的孔子政治思想应该包括德、刑两个方面,即以仁政德治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刑罚。孔子政治学说的直接渊源,是周公关于"明德慎罚"的思想。鲁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则是孔子政治学说的现实依据。孔子深知,德刑结合是最可行的君人南面之术,而在孔门七十子中,完整地理解孔子德刑思想学说并对此具有浓厚理论兴趣的只有冉雍一人,所以孔子才说冉雍之才堪任君主。这就是孔子"雍也可使南面"的真实涵义。     

网络政治文化认识

互联网对政治化认识上的触动和彤内，主要表现在国家观念、国家主权、政治控制与政治伦理等方面，信息时代还存在政治伦理、政治管理、政治民主等方面的不足。分析信息时代的三种政治理想，我们认为，适应于信息时代，要保护民族化，避免政治阵地失守，要实施立法与采取必要的政治控制，要重构伦理框架下的政治体制，要纯化与提升政府的道德行为，此乃现代政治的根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