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生活的改造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文章从改造国民生活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及抗战前的发展概况。探讨新生活运动对国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产生的影响,论述新生活运动在国民社会生活改造中的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试论抗战前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

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莫大期望,将其视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巩固其统治地位,并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基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极力邀请在华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基督教会基于其发展自身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以及扶持蒋介石当局的需要,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扶持和援助了蒋介石,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改进。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新生活运动”研究综述

国民政府在1934年至1949年开展的全国规模的"新生活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学术研究在内容上逐渐开放,研究视角不断开阔,研究人员逐渐多元化,这一转变表现了政治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     

“新生活运动”研究综述

国民政府在1934年至1949年开展的全国规模的"新生活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学术研究在内容上逐渐开放,研究视角不断开阔,研究人员逐渐多元化,这一转变表现了政治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     

新生活运动与抗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一般从阶级立场出发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本文试图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新生活运动"明耻教战"的理论,成为激扬民族情感、预警抗敌御侮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新生活运动的实践也充分体现了抗日御侮这一主题,对抗战确有助益,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绵延十年之久,对近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制度变迁决定着社会演进的方式,是理解历史演变的关键。苏区史研究专家何友良研究员的新著《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从新革命史的视角,以制度选择、社会变革与民众互动为主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深度解读,拓展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讨论空间。     

赣南会议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梅芳老师的意见是对的,教材确实搞错了,误把赣南会议的场景图当作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景图。赣南会议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江西瑞金召开的,时间十分接近,二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教材对赣南会议及其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没有提及,笔者简单介绍如下。     

民间互助·合作运动·革命策略:中央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再研究

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开端,中央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并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着的约定成俗的民间互助行为、创新并发展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结果,是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与经济动员策略而在苏区发展起来的。就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资源动员的关系而言,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成功地利用了赣南闽西地区乡村既有的民间互助习惯与行为,有效地动员起中央苏区民众投身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充分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积极性,有效集约地动员了苏区颇为紧缺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     

再论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

前人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已有几种见解,但是仍然不够全面。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群体的主观因素、运动自身的制约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客观因素都包涵着导致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新生活运动失败原因的探究对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清中后期赣南地区“浮口”问题研究

清代中后期,赣南地区经历了由人口亡徙、田园荒芜到人口渐趋过剩的变化过程。清中后期赣南地区出现的"浮口"问题是清朝前期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政府的"作为"与"难作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浮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赣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也给当地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赣南闽西客家人与中央苏维埃革命

赣南闽西既是中国客家人的最大聚集地区 ,又是全国最大的一块苏维埃革命区域 ;文章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 ,展示了赣南闽西客家人对中央苏维埃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表现了客家人在现代客家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生活运动与抗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一般从阶级立场出发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本文试图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新生活运动“明耻教战”的理论,成为激扬民族情感、预警抗敌御侮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新生活运动的实践也充分体现了抗日御侮这一主题,对抗战确有助益,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清代赣南客家庙会市场的地域特征分析

客家文化背景下的清代赣南庙会市场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历代,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在农村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具有明显的经济功能和文娱功能。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即整合性、地域性、不均衡性、神圣性与凡俗性,反映了清代赣南民间社会的客家文化特质和农村市场的内在逻辑。     

1934年《申报》广告中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为提高国民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申报》广告中,很多商家借助政府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机遇,将自身产品与新生活运动相联系,以达到增加销售量的目的。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     

建构的“客家”与区域社会史:关于赣南客家研究的思考

赣南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来政府、民众、社会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其心理基础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粤东影响形成的"客家人"及其认同概念,而其历史基础则在于自唐宋以来赣南先民与明清时期流民之间相互"层累"地构成客家建构所必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推进赣南的客家研究,一方面应对赣南客家"建构"的历史进行梳理,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赣南人作为一个"客家"族群自我认同意识和赣南地区作为一个"客家文化区"地方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放弃传统研究中以方言和移民作为认定客家的硬性指标的做法,充分展开对赣南复杂而多元的区域文化研究,特别是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把握这种区域文化之形成,重新认识赣南"客家形成"之历史背景。必须开展一些个案式的研究来展现赣南的区域历史进程及其被"制造"成文化表象,并进一步被人们运用这种表象"建构"成客家的过程。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命运

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其发起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特征及推行情况来看,它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次精神主义的民族整合。新生活运动的成败与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命运或许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与斗争述论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巩固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从赣南、闽西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土匪和会道门分别采取了教育、争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社会问题,为赣南、闽西乃至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客家先民”之先民——赣南远古土著居民析

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在北方汉民进入赣南之前,这里曾先后生活着古越族和山都、木客等土著居民。他们受北来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逐渐被同化,最终成为了客家民系的一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客家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