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公报》的“敢言”传统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一百周年纪念日。一个世纪的历史,它经历了英敛之(1902-1916)、王郅隆(1916-1925)、新记公司(1926-1949)和新生(1949至今)四个发展时期。百年沧桑,“四时”巨变,但这份报纸始终以“敢言”著称。对这一点,与该报有深厚关系的胡政之1947年7月21日在《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时,有过精辟的总结。他说:“自清末民初,本报即有敢言之名,慈禧听政,本报曾有     

早期《大公报》的爱国主义思想

100年前的6月17日,在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天津诞生了《大公报》。它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奔走呼号,不畏强权,恪尽言责。早期的《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参与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周恩来与《大公报》的“笔墨交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山城重庆。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的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然而,驻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却未引起警惕,未作应变准备。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损失惨重,日军以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地区。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     

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

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一直和报纸休戚相关。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因其所处战争环境,公共领域开始建设发展,这时期《大公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一直推动着《大公报》的发展,使之独具特色。     

《大公报》的“质报”之路

欧美国家的报纸有“质报“和“量报“之分.前者主要面向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界,以高质量和高品位取胜,后者则注重娱乐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普通的民众.……     

范长江与《大公报》

范长江,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从1935年5月到1938年10月,范长江在<大公报>社工作达3年之久,发表文章共150篇左右.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新记大公报的初期，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组织、张季鸾的评论文章是其三大基石。三人间的互相配合与他们开创的经营编辑模式，为后来《大公报》向全国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胡政之在１９４３年写的《回首一十七年》中提到：“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     

《大公报》的“质报”之路

欧美国家的报纸有“质报”和“量报”之分。前者主要面向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界,以高质量和高品位取胜;后者则注重娱乐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普通的民众。质报的销数虽然往往比不上量报,但舆论影响力却为后者所不及。像《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就是西方有代表性的质报,也是人们公认的舆论重镇。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大公报》与“永久黄”的企媒合作

《大公报》与“永久黄”是创办于民国初年、扎根于天津的两个著名民族品牌。双方在社会动荡中密切合作,不仅以《大公报》为平台,共同宣传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还共同扶持经济研究与后辈事业建设。而“永久黄”与《大公报》能够在社会动荡中相互扶持,离不开事业同仁的救国理想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大公报》传统

不止一次听到有人为《大公报》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新闻版图中的历史性中断而感到惋惜.其实,透过纷纭的表象,深入历史的内层,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新闻实践中,《大公报》所代表的那种新闻传统是形断而实续的.     

胡政之与《大公报》

正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     

我与《大公报》

我进新闻界,纯然是出于自己有意识的选择。1934年,上海《文学》杂志通过郑振铎先要我写一篇《我与文学》。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自述。前一年(1933),我就已经从英文系转到新闻系。在文中,我谈的实际上是自己转系前的考虑:“除非是为了教文学或研究文学,我一点也不认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或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应另外有个职业,不应让社会背起这份负担。如果是为创     

范敬宜与《大公报》

范敬宜先生病逝后,笔者曾作小文《难忘的一面之缘》以略寄哀思.其中提及2010年春天见面时,范老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几点印象.当时并未特别在意.最近又陆续接触了一些有关范老特别是其早期经历的资料,才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其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大公报》之间,原来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与渊源.     

张季鸾《大公报》时期的独立报人思想

<大公报>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旧中国最负盛名的私营报纸.后新记公司以"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开创了<大公报>"三驾马车"驶通途的盛景,开辟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新时期.1941年4月,僻处西北一隅的重庆新记<大公报>,荣获美国著名新闻学府--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是时,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言论已有15年之久.张季鸾的报人生涯,集中展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文章报国之志趣,其精神、思想贯穿于新记<大公报>的最初15年.     

《申报》《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比较

本文从《申报》和《大公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结合它们的办报理念,比较两报在报道形式和报道内容上的不同。     

吕碧城与《大公报》

吕碧城是我国第一个女编辑,与《大公报》有着极深的渊源,在《大公报》的经历是吕碧城一生的转折,对其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吕碧城在《大公报》的主要活动：与《大公报》的结缘,写了大量关于女子教育、女子独立和针砭时政的文章以及与秋瑾的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