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对“莫言获奖”的新闻框架报道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网络上、电视上各种关于莫言的报道扑面而来,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近两个月以来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进行系统解读分析大众媒介的新闻框架报道对文学生活建构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众媒介在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件报道中,报道内容娱乐化,大量对“消费莫言”进行渲染和报道。媒介在报道以莫言为实例的新闻中,应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媒介正义论:走向正义的传播理论与实践

传媒业界和传播学界始终不曾间断对正义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社会正义的新闻学、媒介伦理学及信息公平论等研究中。本文提出,应基于传媒实践与传播理论提炼并建构中国的媒介正义论研究。     

新闻专业主义: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另一种“媒介景观”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生断裂,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纷纷涌入,传播生态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新闻传播事业开始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进入现代发展时期,呈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发与扩散。新闻业务的专业化、报刊经营管理的企业化、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勃兴、职业记者的大量涌现等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特征。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建构与解构的矛盾交织也成为它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线索与典型标志。     

美国新闻学教育体系的变革与建构

美国的新闻学教育相当普及,全美很多学校设有新闻学院或新闻学专业。随着媒介融合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各新闻学院或新闻学专业从课程设置、教育方向等方面对新闻学教育体系进行了大的变革和建构。除了继续遵循传统的通识教育模式,美国新闻学教育日趋重视媒介融合教育,注重具有实践经验的师资培养,     

美国的公共新闻学运动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新闻学运动"进行了全面的评介。美国的公共新闻学运动是美国新闻界应对媒介批评的产物,在业界和理论界都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公共新闻学运动与过去美国的社会责任论、调查性新闻、公共服务媒介有相似之处,但与它们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社群主义为哲学基础,对传统的新闻专业理念提出了挑战。不过,公共新闻学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解决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变迁——以20世纪中国报刊的发展为例

本文以五四时期到建国后三十年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数字化时代这四个时期大众媒介的变化发展为视角,探析了媒介形式、主导群体及媒介功能的转变,媒介的主导群体由社会精英阶层变为大众,媒介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由想象到形象塑造到参与建构再到全球建构并解构,力图从这一转变发展中把握大众媒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     

媒介是谁: 对大众媒介社会定位的探讨———兼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社会学框架

本文以大众传播研究历史为线，就拉斯韦尔、赫斯克以及麦奎尔的研究模式为主要对象，揭示了研究者探寻大众媒介社会位置的历史发展轨迹———个体中介———媒介组织———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并由此带来的研究框架由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变化。全面分析了这种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并以社会体系、社再会组织与公众关系三个层次为总体研究框架。并以此为参照，分析了中外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各自特点及其不足     

西方学术语境中“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异同——兼与郭毅商榷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媒介事件着重阐释大众媒介在特殊时刻整合社会的功能,取向于功能主义的、新涂尔干主义的学术理路。媒介仪式着重揭示大众媒介建构社会中心的神话,取向于反功能主义的、后涂尔干主义的学术理路。同时,二者又存在一些共性,它们都以电视传播为范例探究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都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媒介(传播)的仪式性特征。媒介事件理论的动态发展,尤其是仪式性的消退,使它与媒介仪式的共性相应减弱。     

新制度主义视野下新闻生产研究

新媒体技术掀起的媒介改革对全球传统媒体形式改革有着极大现实意义,其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等传统媒体开始与新媒体之间产生融合式革命,这被称之为媒介融合。本文着眼于新制度主义,深层分析了新闻生产研究时采用的社会科学理论,且基于社会建构下的新闻是其主要产物,新制度主义注重嵌进社会部门及其领域中媒介组织所体现的政治性及其文化因素,这时则认为新闻生产是必然的,其被各方面文化认可,这也说明组织对于文化规范和始于支配领域压力的遵从。因此,分析新制度主义视野下新闻生产对国内新闻生产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现实意义。     

市场驱动力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以“陈永洲事件”为视角

新世纪以来,我国新闻业的市场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如何在市场的驱动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成了新闻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视角,结合＂市场新闻学＂的观点,探析了陈永洲事件中市场驱动力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旨在为加强媒体自律精神、规范媒介行为提供有益的借鉴。     

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媒介触达了社会各个领域,也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不再只是传播信息的一种中介,而是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参与并影响着社会事务的发展,推动着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阐述了媒介化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渊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面临的风险,希望通过重视主流内容传播、回归新闻专业主义、持续加强信息公开、完善网络信息法规、提升媒体把关能力、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等措施,助力网络信息在媒介化社会中的健康传播,推动社会良性运转。     

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和新闻事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行为科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一切传播活动（包括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的活动）的科学。三者涉及的领域不同，因此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学科，不可能互相取代。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从宏观角度对大众媒介的研究，为新闻学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答案，为新闻工作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新知识。因此，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     

韩剧《匹诺曹》的媒介素养观

韩剧《匹诺曹》用新闻业务中的实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包括新闻真实性、媒体的公权力及社会责任、记者的专业主义与人文情怀等。剧中所倡导的传媒观念和媒介素养观值得媒体从业者深思与学习。     

复旦新闻学院研究生举行校庆学术研讨会

校庆期间,复旦新闻学院举行了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博士生、硕士生就新闻职业道德、大众传播、广告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在职博士生黄瑚代表《当代新闻职业道德》教材编写组介绍了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情况(部分调查数据、结果分析详见《新闻大学》96夏季号)。这种实证调查研究已成为复旦新闻学院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对于大众传媒研究框架,博士生黄旦认为,认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总体上说,至少可从三个基本层次着眼,①职业或专业层次,即大众媒介的职业角色;②传收关系层次,即大众媒介的传播者角色;③社会体系层次,即作为社会体制的大众传媒。大众媒介在这三个层次上各有其不同特点     

论我国广告专业主义建构的价值与方法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广告产业既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遭遇了专业化问题的瓶颈。本文从我国广告产业的"非专业化"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分析了广告专业主义建构对我国广告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与价值,并从专业意识形态与专业权力两个方面探讨了广告专业主义建构的方法。本文没有对庞杂的专业主义系统进行深入分析,仅讨论专业主义建构的价值与基本方法,旨在为解决我国广告产业问题、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     

媒介是谁: 对大众媒介社会定位的探寻——兼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社会学框架

本文以大众传播研究历史为线，就拉斯韦尔、赫斯克以及麦奎尔的研究模式为主要对象，揭示了研究者探寻大众媒介社会位置的历史发展轨迹——个体中介——媒介组织——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并由此带来的研究框架由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及学术背景，指出了它们的合理之处及其缺陷，提出了作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即以社会体系、社会组织、与公众关系三个层次为总体研究框架     

浅论当代媒体对“专家”形象的建构

"形象"(image)或"媒介形象"(media image),数十年来受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的关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由于新闻生产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化的行为,故研究媒介形象亦有宏观意义,藉此可透视一个社会的新闻生产机制,并可预测传播之社会影响。本研究对于当代媒体对专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专家形象被媒体过度地建构成"砖家"的可能存在原因是媒体与受众刻板成见,探讨了对刻板成见的修正;并初步验证了个体通过直接接触外在群体成员,对刻板成见有修正效果。     

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研究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入手,探讨在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中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在同样将新闻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更强调嵌入于更广阔的社会部门和领域的媒介组织的政治和文化因素,认为新闻生产通常存在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受文化认可的传统或制度中,由此说明组织对更广范围的文化规范及来自支配领域的压力的遵从。本文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将制度变量引入了新闻生产的分析中,开拓了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开展的一系列新闻研究,其对关键节点和时序划分等概念的强调,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对新闻业自身发展的历史做因果直线式的"决定论"的偏向。     

"媒介墙":论大众媒介对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及其局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都市社会研究转向空间政治,尤其是城市空间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基于媒介化理论,本文分析了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空间正义的现代性意义,大众媒介通过议程设置突出空间占有、空间使用、空间消费、空间再造、空间抗争和空间想象这些元素,用具体的新闻报道、广告、舆论、艺术设计等内容,建构了城市空间正义的四道"媒介墙"的角色,即:区隔之"墙":建构城市空间所有权的正当性;监护之"墙":影响公共空间资源再分配的公平性;遮蔽之"墙":通过代言或标签化扭曲不同社群在城市空间中的平等性;想象之"墙":干预城市空间中异质空间的开放性.但大众媒介的资本属性和技术特征使其建构的城市空间正义具有局限性.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新技术对大众媒介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也启示我们思考未来网络社会中空间正义的新命题.     

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发展,在理论上将国家认同概念化为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地方主义三维度,运用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n=1421),力图从经验研究层面阐述并检验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理论关系.研究表明,媒介使用行为与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会在一定层面上发生互动,尤其在建构本地认同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离心趋势的感知会对其民族主义认同和城市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国家认同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力机制和实践目标,与大众媒介着力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则有着积极的正向的预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