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散曲看当时文人的思想心态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执掌大统的朝代，社会环境与以往的任何朝代都不相同，元朝文人的忠君、爱国、入仕等思想都与以往的文人不同，偏于淡泊，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偏于享乐、厌世，这也是更重观赏性、娱乐性的艺术形式——元曲在元代盛行的原因之一．．为方便同以前的艺术形式作更相近的比较，本文仅选取散曲这种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推理元代文人的出世、玩世、哀世、厌世、愤世等心态，进而加深我们对元代社会环境的了解。     

元曲中所展现的元代文人的心态

元代人由于政治上受压制，故多沉沦感和与统治的对立感。一变而为虚无冷漠、滑稽谑浪，并因之而产生两种生活态度；避世与玩世，前遁入山林，后步入市井。但元代人所崇尚的隐逸精神浪子风流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     

元散曲与全真教

作为元代重要文学体裁之一的元散曲和当时影响巨大的全真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作为本土宗教,全真教对于当时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的遗老遗少纷纷加入到全真教中去;全真教的禁欲思想和追求超越的精神和当时文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同时全真教俗词对散曲的产生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元代散曲演唱传播试论

元代散曲创作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歌伎的演唱传播。演唱传播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散曲演唱传播的社会功能。散曲演唱传播对元代散曲作法、风格、散曲理论、曲集编撰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元代妓女散曲浅论

在《全元散曲》中,有关妓女的散曲约350首(套)。本文就散曲所写妓女的容貌、技艺、爱情、遭际和文人的关系以及妓女所创作的散曲展开论述,并试图找到这类散曲创作的社会原因。     

元代文人的竹情结与道教文化

竹以其虚心劲节、潇洒多姿的外在形象和不畏逆境、宁折不屈、高风亮节的精神内涵同元代文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追求平淡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成为元代文人画家们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求得内心世界安宁和恬淡的最佳载体。以竹为载体的文人作品与道家道教文化中所蕴涵的追求安宁、恬淡的隐逸之情以及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心态息息相关。元代文人的竹情结表现在诗中、画中,竹成为连接元代文人与道教之间的纽带。     

冯子振与元代湖南散曲

冯子振是元代湖南本土作家中唯一一位从事散曲创作的诗人。其代表作［鹦鹉曲］是元人散曲创作的一朵奇葩，内容以抒写隐士情怀为主，风格豪放，间杂婉丽。卢挚和马致远两位外地作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湖湘生活的散曲佳作。     

元代散曲中的曹操

元代散曲中的曹操被定位为"奸雄"形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塑造与尊刘贬曹倾向都有一定影响。其体现出的虚无史观则是元人特殊文化思潮的产物,折射出元人所特有的文化认同。     

元代散曲的娱乐性与反传统的审美取向

散曲本为歌唱，是娱人的；散曲作家心中多有块垒，其作品发抒情志的功用亦是难免的，所以，有不可忽视的自娱特质。娱人而又自娱，其娱乐功能相当突出。山水隐逸中的陶情自适，青楼楚馆中的恣情放浪，亦庄亦谐的悲喜剧效果，皆是本着散曲娱宾遣兴、感动观众、发抒情志、精神娱乐的终极目标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文学教化功能的娱乐功能，使得元代散曲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与传统大相径庭。     

试论元散曲的鼎足对艺术

鼎足对是元散曲的一种独特对仗形式,是元人小令中在“量”与“质”两方面都居绝对首位的对仗。它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体式：篇首鼎足对、篇尾鼎足对、首尾鼎足对、叠字鼎足对、一字豆鼎足对、特殊鼎足对等。鼎足对在元散曲中的繁荣,显示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诗互动整合的现象,是对二元对仗思维的一种突破,也是元散曲“曲不厌巧”艺术特色的显现,但运用不当,则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     

浅谈元散曲中道情散曲

道情散曲主要抒写对世俗社会人生的摒弃，警醒世人摆脱尘俗，也表达出作家无欲无求，归隐山林的思想。道情曲因其主旨而总是显得有些悲观失望，但对人世和人生的思考更为深广。粪土王候、名利、富贵的傲岸精神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独特的视角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     

论元好问之散曲

元好问以词入曲,为散曲之先导者。其曲风格与词近,豪放婉约兼具,惜存作品仅得十首及四首残曲。而存世之曲,都是清新婉约之作。内容以叹世归隐为主,并且词味十足,不脱词的本色。     

论元代道教的发展对道教史籍的影响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元代道派的分衍与创新,道教传播范围的拓展,道教史家素质的提高等因素,促使道教史籍在元代得到长足发展。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浅论元人咏史散曲对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隐逸遁世是元散曲的主旋律，但元朝士子始终在骨子里没有背离儒家思想的精髓。通过对元代咏史散曲的分析，笔者认为元散曲承接着传统诗文不绝如楼的怀古之叹和咏史之音，散曲家们以忧国伤民、推崇悲剧性英雄、是非分明的精神为元散曲注入大气、坚实、厚实的养料。这部分散曲虽少，却是解读元散曲悲剧性的时代底蕴、审美内涵、精神意脉的关节所在。     

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谈元散曲中的小令及带过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而代起的元曲,不仅在文学、戏剧方面开创了一代新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音乐的表现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我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尤其是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学习重点,往往只侧重了自己本专业的部分,对相关音乐史的知识理论常识掌握的少之又少。针对这一特殊性,将中国古代史中,元曲的小令及带过曲进行一点粗浅研究和论述,试图为高职学生音乐史类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份可参考的资料。     

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元人《诗经》接受——兼谈延祐、天历雅正诗风的生成渊源

元人视《诗经》为具有经学和文学双重性质的文本进行阐释和接受,一方面遵循着朱熹＂感物道情,吟咏性情＂的思路不断迈进,另一方面,依然看重《诗经》作为儒学经典所高张的美刺教化功能。元代雅正诗风,在远绍《诗经》的基础上,调和唐、宋诗情理之争,并最终以盛唐之风作为旗帜,以美刺风化的诗教作为目的,强调诗歌创作在吟咏性情之正的同时,适应＂鸣太平之盛＂的政治需要。《诗经》正是元代雅正诗风渊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