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东汉游学士人文化活动考察

东汉游学士人的文化活动集中表现为士人交结和文本书写两种。游学者日众,推动了弟子同业师、故吏与府主这两组关系的加速发展,同时,士人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与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又进一步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士人游学增盛、交结成风,最终又促进了文章的大量书写。这些书写既包括以修史、定经为主体的官方活动,也有纯私人性质的个体写作,如士人游学生活的日常记录与情感抒发,与家人、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等。在共同的书写中,东汉士人们相互启发、彼此竞争,共同促进了东汉文章的发展,召唤着汉魏之际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早期五言思、别诗与东汉末年的游学、游宦风气

早期五言古诗中关于描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高出于同时代其他题材的作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五言古诗中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歌质多量高的社会原因,是东汉后期的游学、游宦风气所致。东汉末年游学、游宦者数量大幅增加,游子的艰辛使这些士人倍发思念远在千万里的亲人,加之这些“游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富有浓重感情味的题材,表达了这千古永恒的主题。     

处士王符及其经学观探赜

王符是东汉中后期的著名政论散文家,其著《潜夫论》是东汉子书的代表性著作。在他所处的时代,经学昌盛,对王符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符一生坎坷不遇的处士经历及其早年游学拜师形成的学养,对王符的经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其经学观集中体现在《潜夫论》中。     

汉代太学入学方式演变考察

西汉中央官学设立之初,学生分两种方式入学一种由太常直接选择,称博士弟子员;另一种由郡太守选送,叫“得受业如弟子”者。太学入学方式的重大变革开始于王莽主政时期。改革的结果一是使太学生入学人数急剧扩张,二是使官僚贵族子弟可免试进入太学。东汉继承了这一做法,导致博士弟子正员主要由官僚贵族子弟所垄断,而免试入学的放开又使名士推荐入学和“游学”成为太学生入学的主流。这一变化对东汉中央官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终于引发东汉末年的学潮和“党锢之祸”,二是“游学”风气造成太学生鱼龙混杂,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略论魏源的游学思想

文章从释“游”开始,首先介绍了魏源生平游历概况;其次分析整理了包含游观、游仕和游历理论特征的魏源游学思想;再次揭示了魏源游学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上“逍遥游”与“比德游”的内在联系;最后指出魏源游学思想对过去和当今的积极影响。故文章从崭新的角度给魏源游学思想作了一个全面的定位。     

共享游学：在真实场域中成长

<正>共享游学,即教师与学生一起游,一起研,一起学,一起经历,一起成长。“游”是活动形式,“学”是活动重点。对于游学,很多人的认识就停留在“春游”活动上。从“春游”到“共享游学”,是对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作为教师,首先要认识到游学这种课程形式的独特性;     

来华留学生游学项目探析--以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来华留学生游学项目将“游”与“学”相结合,内容包含语言学习、参观游览及文化体验等。游学项目能够在轻松真实的情境中提高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并使之获得真实的文化体验。在游学项目的开展中,如何消除留学生对自身母语的依赖,帮助留学生克服海外陌生感,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紧密结合,保证各项活动的实施成效等,是游学项目组织者应重视与解决的问题。     

新加坡:从小培养开放心态

每到寒暑假时期,新加坡的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参加海外游学活动。一般来说,中国、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是新加坡人最喜欢去的目的地。在新加坡,参加游学的多是中小学生,高中生并不多。学校举办游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让学生对外国文化有亲身体验,尽早培养起他们的“文化适应”能力。为此,新加坡教育部还专门设立了“海外姐妹校基金”,每年拨款450万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约合5元人民币),争取让全国至少10%的学生在求学阶段能够参加一次游学。据教育专家预计,这项计划每年能使9000名学生受惠。新加坡学生到海外游学,除自己负担一部分费用外,…     

游学那些事

正游学不是旅游也不是留学游学既不是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纯粹的留学,它介于游与学之间,又融合了游与学的内容。游学绝不是享受,而是一种磨练和考验,是一种感受,是人生的体验。走近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化活动,相信为期几周在国外亲身体验风土人情、接受异域文化氛围熏陶的游学冬/夏令营活动,必能增加些许生活的磨练,提高独立自主能力;为人生旅     

中小学游学：意义、内容与实施

游学,是指学习者离开自己相对熟悉的环境,前往新环境中进行学习和旅行,以拓宽学习者视野、扩展知识储备、感受文化差异、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过程,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学＂一词最早出自《北史·樊深传》,指远游异地,从师求学。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治学,是现代游学的始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游学作为开阔视野、体验异域文化的重要方式,最早由校外教育机构引入我国。中小学生的游学,最早也是由校外语言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他们多数将外国作为游学目的地,以进行语言训练、开阔国际视野为主要目的。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成为了游学活动的组织者,它们通过游学,积极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连丛子》人物品鉴理论与汉末人物评论之风

东汉时期,流行着一种以"性分"品评人物的品鉴之风。《连丛子》中孔子丰关于"性分"的阐释,就与汉末这种人物品鉴风气相合。东汉时期,还存在一种讲经论难的评论之风,《后汉书》记载了很多著名学者的评论观念。孔季彦的人物评论内容,就与当时的这种评论思想一致。这说明,《连丛子》反映的基本时代特征与东汉末年的学术风尚大致相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

参照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大陆出土金珠饰品的研究成果,对南海沿岸汉墓历年所出金花球等饰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合浦金珠饰品体现出域外风格,它在南海一带流行的年代主要是在东汉时期,当与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南海一带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但从金珠焊接方法等制作工艺判断,这种产品本身是舶来品还是汉地产品,还存在疑问。从考古发现判断,金珠饰品有在合浦当地制作的可能性。     

黄巾余部研究综述

黄巾余部是汉末魏初黄巾大起义后期运动的主要部分,是近年来有关汉魏之际政治与农民运动研究的一个新方面,黄巾余部研究是还原黄巾大起义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现有的文献材料及研究成果进行总体性的考察,并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和不足给予相关的补充,以期对汉末魏初的农民起义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飘摇灵动的冥府之音——综合文化的多角度解析汉代画像石纹样

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瑰宝，产生于西汉中期、兴盛于东汉、衰落于东汉末年，是汉代尊崇孝廉，讲究厚葬习俗的产物。其风格浑厚灵动，充分展现了汉代精神。文章从文化的多角度浅析汉代画像石纹样的人文概念，只是希望能够找出一条融合艺术、社会、宗教、科学认识、人类心理变迁的路.可以用来更好地解析文化活动本质：     

论《古诗十九首》中儒家精神的失落

东汉末年出现的由无名氏所作的《古诗十九首》,揭示了汉末文人士子在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的生存状态,而将儒家精神的失落表现得尤为突出。汉末文人儒家精神失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刚健有为精神的失落、以义制利精神的失落和仁爱精神的失落。     

试论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原因

从绿林、赤眉起义,到黄巾起义,东汉王朝经历了从＂中兴＂到腐朽的过程,随着社会危机日益加重,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批判思潮,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对东汉政权的建设和稳固提出了理性的反思。本文试图从世家大族、边患、外戚宦官专权、经学衰败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原因。     

东汉后期社会分裂原因略探

东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封建政治，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东汉后期，社会却出现了分裂，本文认为东汉后期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恶性发展，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使得东汉王朝虽是统一的封建王朝，但远不如西汉王朝中央集权那样强大，封建国家那样强盛，最终导致东汉后期社会的动荡分裂。     

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九一八”国难诗歌的建构功能

“九一八”国难诗歌的苦难书写深入国民的精神世界,彰显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诗学功能和现实品格,表征为基于想象、趋于认同的建构过程。首先,共同体感觉及其引发的集体记忆是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条件,此时的民族共同体表征为一种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其次,建立歧感与凝聚共识的书写策略、“他者—自我—集体”的实现路径使得民族共同体由想象趋于认同。在促进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方面,“九一八”国难诗歌暗含的共同体意识发挥出强大的建构功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思想的范例和行动的模本。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