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话语"与"矛盾心态"的意义建构——黄科安先生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延安文学研究"

延安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受到关注。黄科安先生转换新的思维观念,挖掘新的价值内涵,并在不富足的历史研究资料中去粗取精,大胆抛弃陈腐而失真的历史偏见,挖掘延安文学本身所饱含的多面性,复杂性。文章从作者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两种话语”和“矛盾心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作者在延安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一扇重新审视延安文学的智慧之门——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一书,不仅从学理的角度对延安文学形成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行解说,而且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典型作家为例进行详尽的说明,观点新颖、理由充分,为我们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新的思维观念”与“新的价值和意义”——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

黄科安先生的专著《延安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的规范,以一种＂新的思维观念＂来考察延安文学,挖掘出延安文学＂新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一、返回＂历史情境＂的＂知识考古学＂式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二、对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本土话语体系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的理性评判和＂高调＂肯定;三、凸现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建构;四、建立在延安文学＂接受史＂基础上的主体评判。     

展示一幅生动丰富的延安文学画卷——评黄科安著《延安文学研究》

时势变迁,延安文学,那片阳光照耀下的黄土地,绵厚的黄土窑洞,汤汤延河,在这一片地域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文学,需要重新认识、思考。在这一领域里,杨义先生在1991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里,以“解放区小说”为题,分为上、下两章,以近一百五十页的篇幅论述小说创作的特色,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延安文学审视中,“以理性的眼光正视历史的舛误,譬如‘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整风中的偏颇对文学艺术个性的扼制,”是我们今人坚持的历史主义态度。     

长征书写与过渡期延安文学——“长征文学”的起源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术语体系中,“苏区文学”和“延安文学”因为命名方式的特点,存在外延上的模糊地带,《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及《长征记》集体创作等长征文学作品,便是模糊地带上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早期长征文学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打破了苏区文学形成的固有范式,诸多文学特征在之后的延安文学中得到了响应,但因为创作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境之下,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话语上依然与苏区文学保持了一致性,体现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典型特征。此时的长征文学作品都有着国际宣传的背景,它为作家开拓了文学传播的空间,为革命文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通过国际宣传的视角,可以看到“苏区文学-延安文学”转变的关键之处,也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     

“本体”的进入与问题的重识——解读李洁非的延安文学研究

李洁非以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为基点展开了他的延安文学研究。他特别强调“细读”的学术价值,并将“叙事”提升为一种学术手段。他的研究由具体的历史场景、文本、作家的心路历程等诸多方面引发出问题,展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澄清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这对于拓宽延安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准确、完整地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及历史面貌,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拿“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衡量延安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粗暴简单的推论和误判。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共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     

“文学起源”的话语建构——“文学起源于民间”观念的批判性反思

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文学起源于民间"的观念进行分析,可以展现此命题中包含的矛盾和裂缝,从而证明"文学史"的本质是一套现代知识话语的建构,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学的现代定义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其诞生的三块基石.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正逐渐抛弃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倾向用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但很少对构成文学史话语的全部基础进行彻底反思.所以与前人相比,我们只是将这套知识话语编织的更加圆熟,而并没有更加接近所谓文学发展的"真正"规律或者文学的"真实"面目.现存的文学史能够为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视角,但同时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实,因此有必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对这门学科本身抱着清醒的反省精神,寻找理解文学史的多元视角.     

回归文学研究本位,阐扬一代之性灵与文术——评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

赋体文学以其特有的“大文学”魅力,吸引了古来无数文人墨客染指,以为最能见一人之才学,由此也吸引了众多摆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庸俗社会学和阶级论影响的当代研究者,贡献出许多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至有学者称为“显学”（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然对于作为赋体文学研究基准的汉赋,却一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未见有人做集中的专书论述,即：作为一代汉人志向与文心之鲜活载体的汉赋,究竟以着何等样的文本方式、书写策略来传达体现其特有的“汉型文化”下的人格标立和心态流转,而展示其在中国文化精神史上的重要性？     

“文学的哲学”: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依附于外在的历史框架,二是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结构."文学的哲学"即体现为一种重视文学内在发展结构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本质实现的历史,因此强调对文学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学的哲学强调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探讨文学本质的实现的历史及文学内在的发展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史.文学的哲学包含了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的建构等基本内涵,这一范畴的提出对当前的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进化的两种形态——五四时期胡适与周作人进化论思想比较

胡适与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文学进化论的宣扬者,但他们对于进化论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阐述视角、表现特征和理论渊源。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侧重于文学形式,认为文学进化实质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周作人认为文学进化应当更突出内容和思想的革新,落脚点在"人"上。胡适文学进化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历史"的观念,突出逻辑上的"前因后果"关系,这种实证的思维方式是胡适论证其文学形式变革的思想内核;周作人的文学进化论聚焦于"生物",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等,都是从生物本体出发的。胡适的文学进化观源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带有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更接近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理论;周作人从生物层面阐释"人的文学",则更接近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另外,周作人的文学进化观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思想,从而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上三方面差异,导致"五四"时期胡适与周作人文学观、思想观的部分错位与分歧。     

“文学社群”的张力与“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的意义——管窥杨洪承先生

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洪承先生的治学和著述不仅是其个人志业的凝聚和体现,也是一个时代学术变迁的折射。杨洪承先生学术起步阶段对作家作品的寂寞开掘和边缘打捞,体现出他强烈的历史感;他最突出的“文学社群”研究,则是理论拓荒和体系性建构的精彩呈现,具备了一个理论家应有的高度自觉;而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探索及文学社群研究,则是他“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理路的生动例证。管窥杨洪承先生的治学,如果说“文学社群”是他自觉建构和倾心投入,而“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则是暗含的一贯思路。这两个重要学术贡献的张力和意义,仍有待来者进一步延展和拓深。在他那质朴严谨的学院化研究风格中,依然不乏生命的温度甚至激情,那被遮蔽的感性的爝火从未曾熄灭。他的为学一如为人,坚忍、克制源于他的诚笃品格。     

浅论入曹后“七子”的创作心态——谈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纵观“七子”的作品，可以发现“七子”在归顺曹操后，既有热情洋溢的颂赞之作，同时“七子”也有反映郁闷心情的作品。对曹操的颂赞也是“七子”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而郁闷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引起。本文主要就这两个方面略陈己见。     

在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执着探索——延安“文协”初期的文学大众化实践论析

延安"文协"初期对文学大众化的探索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新瓶装新酒和旧瓶装新酒,前者积极利用现代文学新形式来表现新内容;后者充分挖掘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从文学大众化的实际效果看,旧瓶装新酒要好于新瓶装新酒。     

浅谈文学史视野下“伤痕文学”研究的意义

近年来,＂伤痕文学＂的研究往往被限定在一个思维范式内,要进一步深化＂伤痕文学＂的研究,就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史视野下开展＂伤痕文学＂研究可以重新梳理＂伤痕文学＂的话语资源,由文学史切入到思想史的梳理,重新认识＂伤痕文学＂的影响,以及以＂伤痕文学＂为切入点反思现当代文学。     

“黄河文学”研究的意义价值与可行性分析

黄河不但孕育中华民族的文明,还直接孕育了"黄河文学"这个文学门类。"黄河文学"是黄河与文学联姻后产生的一个美丽的宁馨儿。本文提出"黄河文学"一命题,并对"黄河文学"研究的价值与可行性进行分析,试图为当代文学中"河流与文学"关系问题方面的研究,探索一条新路。     

“文学”的建构与重释文学史 ——兼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斯诺与梁宗岱的“两种文化”之比较

斯诺"两种文化"命题与梁宗岱类似观点的文本比较,虽存在具体历史语境的差异性,但对当下和谐社会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斯诺的"两种文化"与梁宗岱的"非古复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斯诺命题更具系统性,因为其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其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与弥合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尤其是其"第三文化"的预言,肯定了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的历史发展方向,对当下及未来的文化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     

“两型”社会大众艺术消费与需求矛盾调查分析——以长沙为例

通过对目前长沙市民艺术消费与需求的调查可见：长沙市大众艺术消费与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消费主体结构集中化,主体消费人群凸显年轻化;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影响艺术消费意愿;市民对本市艺术供给持相当高的认同度;市民期望进一步加强公共文艺设施建设。     

论“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兼论斯诺命题

"两种文化"的分裂,构成了不和谐的文化生态,是当下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深层次难题。追求"两种文化"的融合,无论就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而言,还是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均十分必要。融合"两种文化"的路径大概三条:一是交叉式的相互迎合;二是互补式的相互契合;三是混杂式的溶剂化合。相比较而言,第三种路径是最理想的,却也是最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