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浅论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本文主要梳理对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认知是如何实现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转变的,这种转变,给报刊史带来了哪些新的视野和价值,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数字图书馆历史:研究范式的起源与演进

文章以技术特征和研究范式为标准把数字图书馆历史分为基于自动化的管理信息系统时期、基于局域网和城域网的电子图书馆时期和基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数字图书馆时期。在分析主要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图书馆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移,即信息技术范式、信息资源范式和信息与知识服务范式,指出数字图书馆应是这三种研究范式的综合体系。     

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交锋与融合——新闻史研究范式探微

新闻史的研究范式对于新闻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起着重要影响,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研究新闻史,即新闻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研究方法决定研究成果,在目前新闻史研究范式僵化过时,研究成果单一重复的情况下,探索和创新新闻史研究范式至关重要。本文在总结以往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基础上,探讨了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思路。     

后现代主义与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文章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内涵以及情报学后现代主义的体现,从认知观、意义建构、语义学、知识主导、信息经济学、人文、阐释学方面论述了研究方法范式的转向,并对情报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作出评价。     

寻找机制、多元性：理论与历史交融的新闻业合法性探寻——兼评《有闻必录：一个中国新闻口号的兴衰》

<正>书籍信息《有闻必录：一个中国新闻口号的兴衰》,操瑞青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42页。ISBN:978-7-5203-5780-7,128元。Book You Wen Bi Lu: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Journalism Slogan By Cao Ruiqing.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2019,342 pages.ISBN:978-7-5203-5780-7.￥128.一、引言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理论与历史的旨趣分野于19世纪末现代社会学的兴起,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分道扬镳后,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逐渐有了对话的迹象。虽然被彼得·伯克（Peter Burke)(2005/2019:4）戏称是“聋子之间的对话”,     

论图书馆学研究的三种范式

图书馆学范式研究是对图书馆学学科规范问题的追问,它属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元问题研究。从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图书馆学依次经历了传统图书馆学、现代图书馆学以及新图书馆学三种研究范式。从当前图书馆学发展来看,这三种范式也共时性地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模式。     

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历史的文化——近年文化史著作评议

20世纪80年代,在国人沉浸在一股“文化热”的同时,西方主流学术界也在经历相似的学术思潮,后人称其为“文化转向”。简言之,当时的社会科学界开始反思曾经秉持的理性社会的假设,转而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中特定群体的价值与文化特征。以重新发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与福柯和布迪厄的风靡全球为标志,文化转向瞬时间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是向整个学术界发出了宣言：所谓的经济与政治冲突俱往矣,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类政经关系的主宰力量。     

反思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与范式

本文旨在厘清库恩反思科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科学共同体和范式,并将这种"库恩式"的思考引入传播研究领域,对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和范式进行考察和分析。由于长期以来传播研究领域主要存在着两个分立的"亚学术"传统——人际传播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且多种流派(学派)共存于传播研究领域,因此整个传播研究领域不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共同范式。尽管如此,在大众传播研究的"亚学术"分支里却孕育出了一种以效果研究为重心的"主导范式"。     

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

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在传播观念二元对立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回应了传播学研究"重精神、轻物质"的学术反思,重塑了传播过程在社会系统中的连接与中介作用。本文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把作为经验的传播作为本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力图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据此来审视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底层架构、逻辑进路、范式转换与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物质性转向,其根源在于走向先验的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经验的断裂。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对原有的传播观念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必然要在时空构造、现实图景与观念形态三个层面上经历漫长的逻辑进路,这也推动了传播研究不断从身份角色走向身体观照、从符号文本走向经验语境、从仪式参与走向群落生境、从秩序维系走向社会互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取向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实在互动的建构主义、基于操作可控的实用主义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存在主义。     

Effects与Influence:传播效果研究的范式之争

正如丹尼斯·麦奎尔所言,传播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媒介效果的研究.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来看,的确如此.作为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媒介效果研究不仅仅在该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研究价值,同时它也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媒介效果的研究,不但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起点,更是新闻和传播实践领域努力触及的彼岸和"灯塔",因此,从最初开始,研究媒介效果就在拉斯维尔所谓的"5W"模式中占有支配地位.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考查

自二战以来,自由主义便成了西方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中间经过冷战、福利国家、民权运动等社会政治事件的刺激,以及学院中规范政治理论复兴的推动,自由主义毫无疑义地成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重述可谓卷帙繁多,佳作迭出。     

历史学家,档案馆,尘埃——解构之后的历史研究与写作

英国历史学家卡罗琳·斯底德曼（Carolyn Steedman）的作品《尘埃：档案馆与文化史》（Dust：The Archive and Cultural History,2001）,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形式,探讨了历史研究和写作当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对＂档案＂的迷恋,＂档案馆＂的建构与权力,历史写作与｜己忆、文学的关系,等等。     

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基本原则——“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说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①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传播即文化"。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中表达     

媒介化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脉络谱系、理论内涵与研究范式

随着大数据、算法等数字化媒介技术广泛运用到人文学科,开启了人文研究的"计算转向",为传统人文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甚至引发了人文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数字人文是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践、人文与科技的融合,数字人文使人文研究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引导着人文学科的转型与变革。当前,数字人文已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诸多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形成学术共同体。然而,从宏观上对数字人文本体论、方法论层面的探讨还稍显欠缺,亟需厘清数字人文的内涵、本质等,方能推动数字人文长远发展。本研究将数字人文置于媒介变革和媒介化背景下,对数字人文的脉络谱系、理论内涵、研究范式及数字与人文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力图搭建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范式,为其提供基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开创人文研究新纪元。     

传播媒介：理论认识的升级与迭代——一种以用户价值为逻辑起点的学术范式

媒介观是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随着"媒介大爆炸"的出现,传统以媒介物理属性为分析逻辑的研究范式不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媒介环境和多变的媒介现象及使用行为,重要的表现之一是以介质为划分标准的研究标尺无法丈量多属性的媒介形态。而将视角从媒介本位转向用户本位,由用户价值观出发所构建起的个体媒介环境系统和经由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媒介行为生态,使得这一命题有了更加清晰易见的生成原点,也由此创造了更为简洁的观测可能。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新路径——评《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关于清代史学,陈寅恪先生曾以为远不逮宋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不振;但也有学者力辨陈氏所言之非,认为中国史学,至清代始迈入一新境界。近期,王记录先生以史馆修史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为突破口,广搜博     

中国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读《元代文化史》

最近30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伸,文化研究热潮滚滚、硕果累累。西方文化的引介,中国文化的史的开掘和论的创新,乃至当代文化的价值建构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严格的学术创新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诸多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断代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断代文化史的研究,因为历史偏见和研究难度的制约,     

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统一--读《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

自西学东渐以降,对于东西方文明相互关系的探索、求解一直是蕴藏在历代学人心中的焦点。既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篇章,又是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伯来文明,其最具代表性的遗产《希伯来圣经》与犹太人仍然是当今学界关注的核心要素之一。     

一种凸显着“逻辑”的历史描述——读《中华审美文化通史》

中国审美文化不是一片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乱象,也不是一些偶然个别事件的堆积或罗列,而是呈现为一种有机的、有序的、范式化的动态演变系统。……呈现为一种着意于轨迹搜觅、架构把握、规律阐述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一种凸显着逻辑的历史阐释和描述。     

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回眸与书写范式的求索——从评介《华夏传播学引论》讲起

华夏传播研究几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四十年来华夏传播研究从无到有,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之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果,在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求索之路上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尝试。《华夏传播引论》一书系统回眸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和理论收获;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播学为理论进路,探索了华夏传播研究的书写范式,将五千年华夏文明中的传播思想、传播人物、传播活动、传播媒介纳入到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予以考察;并且具体剖析了华夏传播中的说服传播、舆论传播、公共传播、媒介批评、文艺传播、宗教传播等传播现象;内容涵盖华夏传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论从史出,引人入胜,堪称一道引领广大读者进入华夏传播领域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