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思想流变与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兴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维持时间比较长的时代,究其原因董仲舒所建构的新儒学体系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代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是经历了从推崇黄老之学到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相互作用,以及汉初儒生们的不懈努力,最终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流派的思想建构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并推动儒学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文章对此作以简要的学术思想史回顾。     

论汉初思想流变与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兴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维持时间比较长的时代,究其原因董仲舒所建构的新儒学体系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代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是经历了从推崇黄老之学到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相互作用,以及汉初儒生们的不懈努力,最终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流派的思想建构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并推动儒学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文章对此作以简要的学术思想史回顾。     

略论秦朝的统治思想和秦朝的儒学

法学思想在秦朝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确定了以法家学说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秦王朝虽然有着传统的法家思想,却没有反儒的传统,秦始皇并未明确表示取缔除法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终秦一代,儒学仍然存在,并且对秦朝统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加之秦政府在学术思想上确实设了一些制约的框框条条,儒学研究只能算是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     

窦太后——汉初无为政治的幕后坚守者与推动者

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历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以往探讨促成“文景之治”的因素中,对当时推行无为政治的有力支持者窦太后的作用却关注不够.实际上,正是由于窦太后的幕后推动和强力支持,才保证了黄老学说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也保证了坚持行无为之政的人才占据重要政治地位.平民家庭的出身,政治生涯的历练与波折,吕后、薄太后的影响,抗击病魔、修身养性的感悟,都促使窦太后坚定不移地崇尚黄老思想,坚持无为而治,从而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试论汉初的教育思想

汉初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思想家们在教育的作用、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君主教育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汉初思想家不懈的努力，使统治逐渐认识到，要使政权长治久安就不能专任刑罚，必须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从而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化教育发展的措施。     

陆贾与汉初儒学的复兴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汉初儒学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是汉初复兴儒学的先驱,由于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者所认识,儒学由此渐次步入统治思想的殿堂。而陆贾的思想发展也指示着其后儒学发展的方向。     

论《鹖冠子》的黄老之学

《鹖冠子》的黄老政治学说,实是一个“法”、“术”、“势”、“时”兼容并蓄的理论体系。它推崇法治,认为应当集权中央,这表明了其时代的进步性;它讲究道术,发展了道家“君人南面”和“治官理民”之术;它强调“时”的思想,使其黄老学说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推崇“势”,但更多的融入了为政与民的思想,而非法家提倡的“刻薄寡恩、冷酷威严”之势。可以说:《鹖冠子》一书的出现标志着战国以来黄老政治理论的成熟。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儒学独尊地位长期维系的原因浅析

儒家学说之所以在封建社会长期维系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化原因。第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儒家学说梭以滋生和存在的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儒家学说适应了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因此受到历代封建统治的推崇与庇护;第三,儒学“中庸”的思想特点是其长久保持独尊地位的重要思想原因;第四,儒家学说对教育事业的垄断,是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尊地位长期维系的重要保证。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汉代儒术与政治信仰

汉代儒术的精髓是政治神学，其意义一方面是使政治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规范政治运作。汉代儒术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且表现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如政治祭祀制度。中国中世纪的国家信仰在汉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两汉时期兰陵儒学的勃发

汉代的兰陵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儒学大师，他们或参与政事，或从事儒学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与兰陵深厚的儒学底蕴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

汉大赋的发展过程与经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经学的“一尊、、“一统”和天子仁政爱民的思想影响了汉赋题材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经学的繁荣才带来了汉赋的繁荣.     

儒学与汉初政权的谨慎结合

孔子周游列国及儒学发展的初期,儒学并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秦国统一天下后,儒学更是遭遇了其发展的最低点。汉初儒家信奉者与统治者互相看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用儒家学说说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逐渐乐于用儒家学说来作为统治之术。儒学与政权相结合,逐步成为王朝的统治理论。     

论汉代贵州的道教文化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汉代已流传于贵州境内,尽管史料匮乏,然从贵州汉墓出土的摇钱树、朱砂、“四灵”图案等文物都可以看到道教文化在汉代贵州的传播。     

汉初政治中的儒家“无为”与道家“无为”

无为思想作为战国以来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母题”,并非专属黄老道家,除黄老学派外,尤以儒家。无为思想最为突出。在汉初政治中,首先提出无为的陆贾不仅继承了儒家无为思想,而且在这一思想的时代改造中,将周公拉到了无为范畴中,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儒家的礼乐教化。由于刘邦的离世,吕后对陆贾加以排挤,这一思想逐渐转为黄老无为,其中完成转化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曹参,在治齐的过程中,他抛弃了儒家无为,而采纳黄老无为,并最终推至全国。黄老的上台既是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综合后果,其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它左政治峰活巾的暂时牲．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学与汉代官吏选拔

儒学是汉代必修的官学，官吏选拔以德为尚，兴廉举孝，被推举的“孝廉”们，在被“试职”以后，有功、有能、有绩、清廉者，才得以委任。汉代官吏选拔尊崇儒学，对否暂且不论，但以德论功取人，今天仍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