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的心灵世界

沈约（441-513）,字休文,仕历宋、齐、梁三朝,是南朝颇有影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被称为“一代辞宗”。沈约的一生都贯彻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同时,家世传统、时代风气以及个人的人生经历又使得他兼怀道家、道教、佛教思想,儒、道、佛兼容并蓄,构成了沈约独特而复杂的心灵世界。儒学经由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大盛之后,到了魏晋逐渐走向衰微,降及南朝,     

从南朝备受争议的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重新审视南朝文学的伦理背景

目前,学界对南朝文学特征的界定多倾向于情性的普遍高扬和儒家伦理教化的严重弱化,特别指出南朝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叛离。本文通过对史料和文学作品的梳理,重新界定了南朝备受争议的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再对南朝文学的伦理背景进行重新审视。结果表明,南朝君臣关系依然秉承着以“忠”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两性关系也逃脱不了传统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道德模式。整体上看,南朝重儒、尊儒,儒学伦理的复兴是南朝文学伦理背景的重要特征。     

魏晋玄学与刘勰思想——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

南朝是一个玄风复阐、三教连衡的时代,表现为儒道会通、佛学玄化及诸家思想的大融合.在本体论上表现为道本儒末,体用一如等特征,在圣贤观上既孔老同尊,又认为孔子高于老子,孔为圣老为贤.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子>体现了这一时代思潮的特征.     

南朝士族治学管窥

士族是南朝学术文化主体,引领着学术发展的方向.他们虽以经学传世,但并不拘泥于经艺一道,而是将眼光投向了其他的文化领域,因而其兴趣爱好是广泛的.当儒、道、文、史、佛五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学术文化之后,他们凭着自己的家学特长和文化积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投入其中,或专攻五经中的一经,五学中的一学,或融数经数学于一体,进行全面研究,因而其治学内容是丰富的.他们重博学,重抄书,重积累,重著述,善躬行,会实用,故其治学方法也是多样的.南朝士族治学中广泛性、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完美结合,推动了南朝学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

南朝承续东晋文化而有所发展，在世人好清谈的风气之下，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重，既相争斗又相融合，构成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它们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观念。“原道”的文学观没有造成文风的一律，它所推重的文学现实性与重性情，尚变化的文学追求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南朝散文的多重风格，并导致文风在“性情”贯穿中的相互融合。     

论儒道思想对孟浩然思想的影响

儒、道思想对中国思想化的渗透既深刻又悠远，因此历代士无不受其影响。孟浩然受儒、道思想影响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孟浩然所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诗歌作品中所用的儒、道典故，所表现出来的儒、道思想观念以及他的人生追求和心性情趣上。就儒道两家思想对孟浩然思想的影响力而言，儒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道家的影响力。     

南朝道教政策及其道官制度

南北朝虽是社会动荡的时代,却营造了宗教信仰的丰厚土壤和社会氛围。南朝宋齐梁陈前后相沿,传承中原文化传统,在佛教之外,道教也十分兴盛,南迁的士族大姓大多奉天师道教,天师后裔在龙虎山传天师道法,又有上清、灵宝、茅山诸派并出。南朝上层知识分子的大量参与,对较为粗陋的民间道教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有识之士陆修静、陶弘景改革南朝道教,促进了南方道教的官方化发展。道教的发展催生了国家管理道教制度的产生,梁武帝仿照当时的僧官制度,始设道官＂道正＂一职,已是较为成熟的官任道官。南北朝时道馆制度建立,作为宫观主首的馆主、坛主等,也是官府设在宫观的基层道官。南朝道官制度开创了国家道教管理的新模式,对后世道官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教合一:《水浒传》宗教美学思想初探

儒、道、佛三教思想的融合,是《水浒传》宗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水浒传》小说中具有浓郁的儒、道、佛三教的观念和思想,体现了我国民族宗教的儒、道、佛相融相通的特点。     

“崇儒重道”:试论儒治视阈下乾隆朝的文化政策

乾隆帝继承了先辈"崇儒重道"的文治理念和文化政策。乾隆朝以"崇儒重道"为文化政策的核心,开展了"尊礼先师"、崇尚儒学、"涵儒教化"、纂修儒典等一系列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儒治实践。乾隆朝"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实际践行的效果和影响在掩映之间被虚虚实实地呈现出来:一方面,在国家大典、文治规模上,"崇儒重道"可以说贯彻始终;但与此同时,绝多的以儒治国思想的精髓却没能真正融入到这个政权的骨髓当中,发挥它被预想的作用。     

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本文通过形成中国思想文化两大渊源的原因分析及对儒、道两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与再认识,阐述了儒、道两家思想对社会及后人的深远影响。     

儒、道、禅审美观素描

本文对儒、道、禅的审美观作了一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认为儒、道、禅三家不同的人格理想便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或审美观的三种不同境界。中国古典美学所谓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简淡之美，并非凭空产生，都是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积淀，即儒、道、禅的培育与塑造。     

我看阮籍的儒道两难

历来人们习惯以儒、道两家来评论阮籍思想,并形成了三种主要认识：其一认为阮籍思想属于道家,其二认为阮籍思想归根到底属于儒家,其三则认为阮籍思想是儒、道两家思想交替演进发展的结果。本文通过对阮籍作品的解读,对其人其事的梳理及对魏晋时期政治时局、士人风气及其他旁支因素的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儒、道标准机械地评介阮籍的思想。阮籍思想的矛盾及其痛苦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儒、道两家哲学时难以抉择的两难表现。     

我看阮籍的儒道两难

历来人们习惯以儒、道两家来评论阮籍思想,并形成了三种主要认识:其一认为阮籍思想属于道家,其二认为阮籍思想归根到底属于儒家,其三则认为阮籍思想是儒、道两家思想交替演进发展的结果.本文通过对阮籍作品的解读,对其人其事的梳理及对魏晋时期政治时局、士人风气及其他旁支因素的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儒、道标准机械地评介阮籍的思想.阮籍思想的矛盾及其痛苦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儒、道两家哲学时难以抉择的两难表现.     

《文心雕龙》“道”之探微

刘勰对“道”的阐释 ,贯穿了他的儒家经学思想 ,把玄学的援道入儒、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合一思想 ,表现在了他的文艺本质观中。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成为普遍规律的道的体现 ,这样既昭示了刘勰注重圣人教化的“明道”文艺思想 ,同时也自然地把老庄之道与儒家之道合二为一。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儒玄双修之家学及其门风

庐江何氏家族世代崇尚儒学,精擅礼学,自两晋至南朝,其代表人物皆参预讨论国家典礼,特别在丧服制度和朝仪方面.何氏经师的这一学术风格体现了当时世族社会的文化倾向和特征.在家族内部,何氏尊礼集中地表现为崇尚孝友之道,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此外,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何氏家族自东晋开始明显玄化,玄学积累不断丰厚,至南朝出现了玄学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其门风而言,东晋南朝时期,何氏家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隐逸名士,使其家族保持着清流风雅的特征,从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这种儒玄双修的家族文化风尚,使何氏家族形成了富于弹性的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利于其家族地位维系与延续.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     

名著教学中人物的深层思考——贾宝玉内儒外道的思想矛盾探析

贾宝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印记。他不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而是一个深受儒、释、道文化影响的,亦儒亦道,非儒非道,有欲无为,欲动未动的思想矛盾者。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先秦隐逸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在汉代之前,隐逸文化虽然借助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而得以成形,但在文化内涵上并未能摆脱这两种主流文化观念的笼罩而自成体系,处于儒、道对立的分裂态势中。而汉代隐逸文化则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出发,分别借鉴儒家隐逸思想中的道德化原则与道家隐逸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对先秦儒、道隐逸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重组,并促成了隐逸与政治的和解与合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新型隐逸文化体系,对此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刘勰节情观的思想史考察

在南朝普遍重情、任情的风气下,刘勰独标节情一说,虽然是他主张"宗经"的结果,也有儒家传统的教化说的因子,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是和当时儒、释、玄三家对情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密切相关.其中先秦以来的情性论是这一学说的合理内核,南朝佛教心性论思潮的兴起和律学的兴盛则为它的萌生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     

略论葛洪思想体系中的道儒关系

仔细考察魏晋时期道教重要人物葛洪的思想体系，我们既可看到其以道为本的坚定倾向，又可看到其内心深处解不开的儒家情结。本通过葛洪道本儒末、尊道贵儒、孔、老皆圣、评道扬儒、成仙之途等思想主张及其理论活动，对葛洪思想体系中的道儒关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