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对传统文风的解读与自我文风的重构

初唐对传统文风的解读原本是朝代更替之后的必然，并不具有特异性。需要看到的是，初唐解读者人世心重，在文学关系国运兴衰上回归传统，尤其是对南朝梁陈文风的解读；解读者自我表现心重，在文学关系性情上不同程度地回归人的自身。由于对传统文风解读的多重性，初唐自我文风的重构远不能以陈子昂的“兴寄”、“风骨”说涵盖，其间尚质朴者固然重质朴本属自然，反华美者仍然好华美也不奇怪。在这里，关键是初唐文风重构所具有的初唐文人的勃发精神及其影响之下对未来的期待，并构成初唐文学精神的两极和初唐文风不同于传统的面貌。     

略论南朝文坛的“才尽”现象

南朝文坛存在着许多“才尽”现象。这些“才尽”现象从本质上反映着南朝文学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向宫体过渡的“新变”历程,更深刻地揭示出畸形的南朝文风。南朝文学的“新变”和畸形的文风,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南朝文学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     

洛阳时期的汉化与北魏文学的繁荣

北魏文学自拓跋鲜卑族建国之后就在缓慢之中发展,迁都洛阳之后文学突显繁荣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使学习汉族文化与文学成为社会时尚。在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中,拓跋鲜卑族也向汉族文学学习。若从洛阳时期拓跋鲜卑族、北漂南人、本土士人的文学创作来看,他们并非全盘南朝化,而是吸取南朝文学之长,融合北魏文学固有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北魏文学风格,表现出明显承袭汉魏文风的倾向。     

论北朝后期文学与南朝文学的融合

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由南入北士人的增多,以及北朝统治者在文化策略上的选择,使得北朝后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南朝文学短暂的逆动之后,走上了吸取和借鉴南朝文学的道路,并为隋唐文学的南北融合奠定了基础。     

论入北南人与北朝社会的相互改造——以颜之推、庾信、王褒为例

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南北文化却呈现合流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互相吸取养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魏至北齐、西魏至北周年间入北的南朝文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学者论南北文学的融合,往往重入北南人对北朝文学的改造,而轻北朝社会对他们的改造,因此观点不够全面。其实南人在将南方文风带到北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北朝社会潜移默化的改造,正是在这样的相互改造过程中南北文学逐步走向了融合。     

从南朝备受争议的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重新审视南朝文学的伦理背景

目前,学界对南朝文学特征的界定多倾向于情性的普遍高扬和儒家伦理教化的严重弱化,特别指出南朝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叛离。本文通过对史料和文学作品的梳理,重新界定了南朝备受争议的君臣关系和两性关系,再对南朝文学的伦理背景进行重新审视。结果表明,南朝君臣关系依然秉承着以“忠”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两性关系也逃脱不了传统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道德模式。整体上看,南朝重儒、尊儒,儒学伦理的复兴是南朝文学伦理背景的重要特征。     

王筠创作简论

在南朝王氏家族中，王筠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在家族势力日渐衰微的进程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对于绍续家风、保持家族余威、维护家族门第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诗重音律、求词采，描写细腻、工致。其文书、赋、表、序兼长，颇见文学功力。其文学创作孜孜以求，坚韧执著，终致“习与性成，不觉笔倦”，在南朝文学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六朝"绮丽"文学成因管窥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便是六朝文学内容的浮丽、词藻的华美堆砌，后人多用“绮丽”一词概括之。其文风对后人影响深远，但对其评价却有褒有贬。为公正、客观地认识其文风，很有必要对六朝文学的成因进行探讨。 其时，文坛的情况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P416)。从曹丕开始，文学的绮丽之风便日渐盛行。晋武帝太康时期，文学一意追求辞藻华美，对偶工整，走向了形式主义，典型的如陆机和潘岳，二人追求诗的绮丽，其作品在晋代都非上乘。南朝时，骈文…     

隋代文学观摭谈

隋代文学观，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是为纠正齐梁文风之弊而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矫往过正，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充分显示出由南朝向初唐过渡的时代色彩。     

“文学的自觉”新论

文学的自觉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从文学群体、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批评等方面渗透出的一种成熟表现。在观照古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可忽视,就是正史史臣对文学现象的反映和对个别作家乃至一代文风的记述与评价。在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史臣记述南朝文学的各种兴盛表现时,意见详细而具体,评价亦趋全面而完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一个显著的成熟化、明朗化的过程。     

试论南朝学者任昉的诗歌创作特色

南朝学者任昉的诗歌创作受到钟嵘的推崇。作为当时和沈约齐名的文坛领袖,他的诗歌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公宴酬唱、奉和写景、朋友间送别等,再现了南朝时上层社会的文人生活。其诗歌表现为雍容雅正、用典恰当、风格多样、感情真挚等特点。     

柔翰健笔：明代女性的文章造诣

从先秦到宋元已有女子擅长文章辞赋的记录,但明代能文的女性人数以及文章存世的文献数量显然更为丰富,她们在文章诸体上显示的才力也较为多彩多姿。与吟咏性情的诗词相较,论辩序跋赞戒等文体似更需要以擅才学、广社交为条件。明代女性抱有撰文的热情,且名篇如林,这与她们在家庭内外文学生活氛围的局部改善有关,以至敢于肯定＂著文章＂并非女子的＂分外事＂,由结社带来的社交空间也增加了文章应世的机会。     

论律赋的文学性

律赋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也是最具有学性的体。但历来的学研究对它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律赋是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多种学因素促成的结果。它是诗歌格律化过程中的产物。唐宋用以科举取士,清代出现了律赋的高峰。律赋能够检验士子的学问与才情,在学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章技巧和美学观念,是中国形式主义美学的重要载体。     

杨士奇之创作及对台阁文风之影响

杨士奇是明初台阁体的盟主，其学步欧阳修，以论道述理为主，而以游记、传记为优。其诗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而以古体为佳。其学创作为台阁体的创作提供了范本，对台阁体风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江淹"爱奇尚异"发微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淹自言其“爱奇尚异”,这种爱奇尚异的性格与当时仰慕奇人异士、追求高妙雅致的社会风尚有关,又与追求新变、追新求异的文学风尚有关。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江淹的处世交友和文学风貌。     

北朝风习与北朝散文的南化

北朝风习多不同于南朝，但在佞佛、崇儒上，二者的趋同使南北风习有了根本的一致点，从而影响到文坛。北朝文风的南化存在南人人北和北入学南的双重因素，在传统的评说中，北朝文人的才藻和文风的华丽常为人关注，使南北文风有很相近的地方。但北朝散文风格最具个性的是本色，即切合表现对象寻求心性和语言的自然，从而走了一条介于质实与华美之间的中性道路。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是建立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之上的。以仁义的“本心”为核心,延伸出该派基本的文学观,即立心为本,作文为末;抒写“无邪”之思;直抒胸襟,平夷闲雅。他们是将道德绝对地置于文学之上,从而形成了道德然后文章的思想。     

略论南唐唱和与宋初诗风

五代南唐唱和活动非常广泛,呈现出鲜明的群体和地域特色,它既是唐音的余序,又是某些宋调的萌芽。在向宋初文坛延续的过程中,南唐唱和诗对宋初应制诗风,诗艺的切磋探讨,以及教化功能的提倡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