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报道的任意性

前些时候,一位领导同志去审看由新闻单位参加主办的一项图片展览的预展,站在一幅照片前仔细观看起来。这幅照片画面上是一些参观者正在听讲解员解说和记笔记。照片的文字说明却是参观者们正在说什么什么,是一番表态的话。这位领导同志看了以后笑了起来。说,文字说明中“他们说”的那套表态的议论,是不真实的。我看他们并没有在说,而是在记。这个“他们说”,显然是你们给加上去的,是你们记者、编辑说的。这是新闻报道的任意性。你们需要人家说什么,就写人家怎么说。你们的文字报道中也常有这种毛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桶

记者的工作不外乎“采”、“写”两个万面。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知识。 先说“采访”。这首先是一种与人的交往,而且还不纯粹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你是有求于人的,要向人家要东西,要人家给你谈,这首先要建立信任。采访一开始,对方也在研究你,看值得不值得对你谈。这是一次有趣的交谈呢?     

总编辑知错检查

今年7月9日,大众日报一版头条消息说:莱钢决定将擅自提价多收入的50万元,全部退还买主。这一说法,既不符合莱钢的实际情况,人家根本就没有作这样的决定,更违背国务院,中纪委关于“凡自行涨价的非法收入,30％交地方财政,70％上交中央金库”的规定。第二天,总编辑刘鸿喜同志发现这一错误后,立即向全编辑部的同志作出书面检查。他是在8日晚值夜班签发的这一稿件。他在检查中说:“很明显,我没有把好这个政策关,是一种失职行为”,他还查找了发生错误的原因,诚     

“一官独用”与“多官并用”——现场观察中的一个问题

1、“一官独用”的弊端说“看”重要,并非提倡“一官独用”——记者在现场观察时只用眼睛这个视觉器官去看就可以了。然而,出自有些同志手笔的稿件却说明,他们真的犯了“一官独用”的毛病。譬如,表现劳动场面,常常是“你看吧……”往下都是写作者在现场看到的东西,一“看”就让人家“看”好几张稿纸。“一官独用”有时还表现为现场观察者只用耳朵这个听觉器官去听。譬如,报道音乐会,常常是“你听吧……”往下都是写作者在现场听到的音响,一“听”就让人家“听”好几百字。如此采写报道,起码有两点不足:     

天道酬勤 伯乐识良驹——访天津富多彩数码印刷张强总经理

初见天津富多彩数码印刷张强总经理,一身随意的装束和温暖的笑容,很容易就让人放松下来。与其他数码印刷“掌门人”不同的是,张强总经理身上少了商人的锋芒,多了些许平和。当记者要求张强总经理把自己的成功故事归纳为一句话时,他说了七个字：“平平淡淡才是真”。这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与太多生意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这就更加增添了记者对张强总经理的好奇,也为他的故事增添了神奇色彩。     

多写现场报道改革新闻文风——穆青同志对“现场短新闻”评比一席谈

2月15日上午,我们去向穆青同志汇报工作。交谈中,谈及中国记协最近搞“现场短新闻”评比一事,穆青同志马上说:“这是件好事”。他很有感触地谈了下面一些看法。他说,这就叫新闻改革,新闻改革就要从这些方面改,有人把新闻改革看成是什么“自由化”,想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很错误的,党对新闻的领导作用绝对不能动摇。     

鱼水情深促国防——合肥市庐阳区人武部解决部队干部子女就学难题记事

2008年9月1日,一名可爱的小女孩跨进了合肥42中的大门,身后送她上学的家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小女孩名叫张欣儿,是该中学的初一新生,送她上学是她的爸爸张强——合肥警备区的一名干部。“真没有想到,小孩能如愿以偿地到理想的学校上学!”张强充满感激地说。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为女儿的入学问题煞费脑筋。     

多留几样

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小将厉声呵斥一位著名画家:“你不是画画儿,你那是玩儿!”当时在旁边陪绑的倪宝恕先生心里说:“你这话要是说我,我请你吃西餐。” 时隔30多年,倪先生谈起这件事,还乐不可支,“他那个‘玩’字真是说到了我的心坎儿里。”现年77岁的倪宝恕先生出生于京城一官宦人家,在从事教育及法律工作的40年间,业余搞收藏,以字画为主,家中藏品颇丰,不乏珍品。 1999年7月,倪先生在报国寺举办了个人     

编辑署名引起的争论

某期刊编辑部规定:责任编辑对自己编发的稿子一律要署上名字。谁料到,这项规定竟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说:“人家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书稿,署上责任编辑的名字还可以;我们编发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也署名,岂不叫人笑掉牙齿!”有的说:“编辑本来就是无名英雄,工作做了就行了,还署什么名呢?”这些同志,反对徒鹜虚名、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无疑是很好的。然而仅仅从“名”上去认识署     

文章三“出”

两年前,我到石家庄市召开一个座谈会,征求对报纸宣传的意见。一位在企业搞宣传工作的年轻同志,很幽默地讲了一段话。他说,报纸上理论文章我们很想看,有的题目也很吸引人,可就是有的文章太深奥,弄不懂的新名词一串一串,看起来云遮雾罩,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干脆就看不懂,实在难煞人。我们常在一起议论,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报纸上的文章发表出来就是让众多的人看的,为什么不能写得通俗易懂一点呢?有人说这主要怪作者、编者缺乏群众观点;也有人说,怪不着人家,这主要怪我们知识水平低,人家学问高,又是“理论家”、“专家”,如果把文章写成大白话,让谁都看得懂,那不把人家的水平降低了吗?     

由取经落空想到的……

某单位党委书记给笔者讲了这么件事:前些日子,他们在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中,想借鉴一点人家的经验。事有凑巧,正好某报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这方面的经验。党委的同志喜出望外,立即前往取经学习。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还未开展教育哩。许多同志愤愤地说:报上报道的是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经验,实际是“客里空”,记者的职业道德到哪里去了? 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以笔者所见,个别记者不讲职业道德的事还不乏其例。     

减轻编辑的负担

据北京晚报上一篇文章说,肖乾同志主张编辑不改稿。说他看到他的英国朋友的编辑效率实在高,他们不改稿,文责自负;连标点也不改;必改的让作者去改。此事说来并不新鲜,不过,看后也不无启发。外国的编辑们这样“超脱”,我们还不能够“照搬”,但也不妨有所借鉴。有人埋怨说,我们报纸的版页不过是人家的零头,而我们的编辑部门人手却比人家多出好多,可见我们的编辑工作效率之低。我觉得,这样比未免太简单;光打编辑的板     

知苦解难的好编辑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工人,想借贵刊一角,说说工人日报张天若同志是怎样关心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去年七月,工人日报发了我一篇读书札记。厂里有人说我文章里所用的典故是从某报、某文里抄来的,“无非是靠偷人家的东西来骗取稿费”。说来也巧,这篇札记的稿酬不知何故又     

舆论监督科学观之研究

建立舆论监督科学观的重要性一、问题的提出。早些时候,新闻界传出一种见解,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的讲话表明舆论监督降温了,笔者不敢苟同这种含糊的见解。笔者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一观点的阐述是深刻的。笔者认为,与“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相比,作为舆论监督重要内容之一的“批评与揭露”虽占“次要方面”,但它也必须讲究原则性和科学性。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新鲜经验”、“讲求方法”、“把握分寸”、“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大问题”等等,说的正是这     

“告记者”两面观

今年《新闻战线》第1期发表袁建达的文章《“告记者”引出的反思》。读后想谈点不同看法。袁文首句说:“记者最恨‘告记者’的人。”这一论点(实际是袁文的主旨)有失偏颇。通篇文章给人一种印象:记者不能告,记者怕人告。笔者大小也是个记者,曾多次写过批评报道,被人家按住穿“玻璃小鞋”,险些上法庭。但我却     

议论风生办副刊

“五色土”是《北京晚报》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以文艺为主,也包罗其它的东西,例如历史、地理等等,中外古今其它内容的稿件也包含在内。邓拓同志在晚报上开了一个栏目叫做“燕山夜话”。一个星期两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邓拓同志有所接触。他说:“你们晚报办副刊,包括办一张报纸,一定要抓一头,不能够武大郎攀杠子,两头抓不着。”怎么叫做两头抓不着呢?这是说一张报纸,包括副刊,究竟是办给谁看的,是办给上面的人看,还     

如何办好报纸?王维提出“三个 为主”的见解

王维在《新闻战线》１９９９年第９期上撰文说,回顾从事几十年新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得出自称为“三个为主”的见解：即办报要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以提供新的信息为主,办报要以满足读者的正常需要为主。看来,单提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还不够,因为不少具备新闻五要素的新闻,主题重复,内容大多老生常谈,缺少新的信息,特别缺少“含金量”高的信息。邓小平同志曾说领导就是服务。可不可以多采取为读者服务的方式,寓指导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达到引导的目的？如何办好报纸?王维提出“三个 为主”的见解     

新闻工作者的正确成才之路

前不久,在新华社举办的青年记者读书班上,穆青和郭超人同志就青年记者在现有基础上如何不断提高、怎么成才的问题,同参加学习的同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谈。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些看法和体会,穆青同志说:“我看成才不成才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如何做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郭超人同志说,要当好记者,     

有关“正面宣传为主”的思考

什么是“正面宣传”?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视宣传内容而定,有人强调以宣传效果衡量。 李瑞环同志在1989年11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讲话中说:“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显然,强调宣传“政策”、“业绩”,反映生活“主流”,这是指宣传内容而言。就新闻报道领域讲,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要以主要力量报道建设成就、先进经验、英雄人物和一切积极的东西。     

回望：二十五年前《万历十五年》的面世

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先生与我联系的。1979年5月23日．黄先生给我一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苗子先生颇有识见地提出，“这样做将对国外华人（此二字为编者所加一一编者注）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又说陈翰伯同志也有这一看法。黄先生的信最后说：“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