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革命的源起与知识分子群体——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贫困只是革命的直接动力之一。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革命领导群体的成功,表明中国乡村革命的源起有赖于一批受过先进教育、富有革命理想和对社会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凭着日臻成熟的与农民联合的技巧、捕捉战机的敏锐性和高效的组织能力,架通了中国革命的＂桥梁＂——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成功地实现了革命走向农村的战略转移。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乡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     

重建精神家园:乡村教育的文化使命

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但近代以来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表现出鲜明的"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育需要重新定位,以担负起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     

重建精神家园．乡村教育的文化使命

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但近代以来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表现出鲜明的“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育需要重新定位,以担负起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     

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

面对社会变迁,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问题再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根据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度,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之关系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新式学校教育在乡村社会建立的起始原因;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的矛盾关系与原因;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对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的影响;乡村教育改...     

民国乡村教师的社会形象及其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主要是源于旧知识分子的转化与新式学校的培养,他们承担教育新青年的重任,也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影响四万万国人的理想。乡村教师的待遇不甚理想,并在乡土生活中遭遇诸多困境,如传统教育惯性的阻碍,乡里民众的排斥,旧知识人的抗拒等。但该群体在艰苦条件下体现的桑梓情殷、职业守望和家国情怀依旧令今人敬佩,这群小人物成就了大的格局也铸就了属于他们的时代特征。     

清末民初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时期,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也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地理环境封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等原因,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时间晚,软弱性和不成熟性更明显;形成途径比较单一,外省籍新知识分子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促进作用明显;形成的困难和阻力大于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诸省市同类群体;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独具特色的政治派别;受日本新思想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和兴义等少数城市。     

乡村教师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何以可能:社会融入的视角

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在融入乡村社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具有实现在场式专业发展、提升扶贫质效的价值。乡村教师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应具有与乡村社会文化、与乡村学校学生以及与乡村社会资源的社会融入意蕴。基于乡村教师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时存在主体性困境、环境性困境以及制度性困境的日常事实,具体的融入路径有:以乡土情怀培养激发乡村教师的内源性责任感;促进乡村教师观照扶贫对象的职业教育恰切选择;融通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价值取向;改善社会支持体系以提升乡村教师的乡村社会融入积极性。     

新式学堂与鄂东地方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在鄂东地区大量出现,其本意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造就实学人才。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颠覆旧秩序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在新式学堂中形成。鄂东地区青年学子秉承着科举仕进的意愿入学,但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规模庞大,使得青年学子毕业后缺乏出仕或者成为乡绅的可能,多在省城到县乡的文教系统任职。在这一过程中,新式学堂塑造了一张串联省城到县乡的学缘关系网络,并沉淀在地方社会,这是很有力量的社会组织资源。在这一社会组织中的新式学生群体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位置,难以与传统秩序协调融洽。国民革命开始后,新式学生通过学缘关系网络接受革命思想、形成革命组织,发动贫雇农开展革命活动,与传统社会秩序彻底决裂,地方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清末民国中国乡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制度分析与启示

清末民国时期义务教育在乡村的推行不力与供给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由于内忧外患等主客观原因,政府缺乏在乡村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动力和物质基础,不得不把发展乡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民间社会。乡村传统士绅阶层的衰落和分化不仅使原来乡村的教育供给结构遭到破坏,而且导致新式教育的推行成为一种可以赢利的事业,也阻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乡村民众既缺乏接受新式教育的意愿,也缺乏接受新式教育的能力,造成新旧教育的碰撞交锋,新式教育发展缓慢。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清末民国时期乡村义务教育的推行失败,其中的经验教训及体现出的制度设计原理,对当前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校与私塾的博弈(1912-1937)——以安徽为中心的考察

1912至1937年,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于乡村社会且相互博弈.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强势进场,政府通过制定奖进、改良、改造乃至直接取缔的政策,压缩私塾在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乡村私塾遭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办理成效不彰,出现乡村学龄儿童进入小学校就学的占比较低,师生人数普遍过少,常有学生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乡村小学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乡村私塾反获乡民优选.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分别作为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代表,交织与博弈于乡村地区,反映出这一时期乡村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新式学堂的设立和乡村社会的抗拒

新式学堂在建立过程中，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带有传统私塾的痕迹，但在观念和价值上与传统乡村社会出现了断裂，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抗拒。作为一种外来的社会组织，学校组织的变迁和与本土社会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抗战前山东乡村小学教师的生存状况研究

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后,农村中原有的知识阶层开始分化,只有少数的底层知识分子仍然留在农村以私塾教育为生.民国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培训师资深入农村.到抗战前夕,由于政治局势动荡,地方政府腐败克扣教育经费,天灾不断,农村中原有的私塾教师和公立小学教师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但由于其在农村特有的社会功能,抗战时期成为了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的积极争取对象,实现了自身在乡村社会的角色转化.     

清末江西巡抚与江西教育近代化

清末江西巡抚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介入新式学堂教育,掌握了新式教育的权力.在此期间,江西巡抚群体逐步地为江西构建了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并实行了创立各类专门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举措.这些举措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在江西的传播,江西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江西教育乃至江西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巡抚群体为江西教育和江西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的转型与困境(1912-1937)

华北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型始于清末,但真正转型是在民国时期。新式学校的不断创办、旧式私塾得到有效控制和改良、教育内容由儒学教育转向国民教育都充分体现了华北乡村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华北乡村教育在转向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教育经费的短缺、教师素质普遍低下等,无不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     

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

本文以福建美以美会为个案,尝试勾勒出近代来华基督教与东南中国乡村社会的互动图景.文章发现,乡村教会是基督教的发展主体.教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信仰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体系.在部分乡村,基督教会成为社区的生产、生活中心,一些乡村教会知识分子亦有较强的社会触觉,倾向改革.而在世局变迁中,乡村教会受多种社会势力影响.文章认为,乡村教会的历史研究,应放在本地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中加以理解,将乡村教会视为地方宗教力量,较将其视作外来宗教显得更为有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有“乡贤治村”的传统,乡贤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乡贤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中构建了极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同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乡贤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乡贤治村”的优良传统,发挥乡愁纽带吸引人,搭建良好有效平台使用人,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留住人,引导以优秀精英为代表的“新乡贤”返乡建设桑梓、造福家乡,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中乡村教师的使命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乡村文化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如文化价值危机及传承危机等。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主要的知识群体,应自觉肩负起乡村文化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即“尽心”传承乡土文化,“尽职”守护乡村课堂,“尽力”传播文明乡风。在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中,乡村教师要敢于作为,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村革命的温床:民国时期乡村师范学校的社会文化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宣扬和政府当局的全面推动下,乡村建设运动蔚然兴起.乡村师范学校被赋予培养乡村师资、普及乡村教育、实现乡村自治和改造乡村社会的责任,陶行知兴办的晓庄师范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乡村师范、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存在着天然而广泛的联系,乡村师范为共产党早期活动提供了革命温床和生力军,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村革命的温床:民国时期乡村师范学校的社会文化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宣扬和政府当局的全面推动下,乡村建设运动蔚然兴起.乡村师范学校被赋予培养乡村师资、普及乡村教育、实现乡村自治和改造乡村社会的责任,陶行知兴办的晓庄师范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乡村师范、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存在着天然而广泛的联系,乡村师范为共产党早期活动提供了革命温床和生力军,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时代乡村学校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诉求来看,乡村学校的责任与使命都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功能和学校场域。自产生之日起,它就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生活世界塑造与培植、人才培养与教化等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多重功能。近代以来,乡村学校功能逐渐窄化,作用范围退缩到学校"围墙"之内。虽然随着分工的加剧,各行各业专门化已是必然,学校的影响与作用范畴和功能指向更趋于学生素养的培养,其他功能必将弱化而交由更具专业性的机构承担;但是乡村产业和分工明显弱于城市,人才资源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较为稀缺的现实,以及当前国家大力振兴乡村以实现整个国家复兴的核心任务等,均决定了曾经在乡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乡村学校应重拾其广泛的任务,超越学校"围墙",依托乡村建设,重塑文化动力源、生活世界创生源和乡村人才能量源的价值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