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恐怖犯罪与我国的刑事立法

进入21世纪,恐怖主义犯罪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阻碍,现阶段的恐怖主义犯罪越来越呈现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趋势,同时带来的后果也更为恶劣。在现有的国际公约下和国内刑法下,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实践,但在刑法体系、恐怖组织认定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我国需要不断的完善刑事立法,扩充刑法中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体系,不断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档案犯罪刑事惩治研究：反思与重构——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件的实证分析

确保档案安全需要《刑法》的有力保护。通过对我国档案犯罪案件刑事惩治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还存在刑事立法缺乏规制的全面性,保护范围较窄;刑事司法缺乏制裁的严厉性,惩治力度较轻等问题。严重的故意毁损档案,伪造、变造档案,档案保管失职以及侵害非国有档案等达到刑法法理所要求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害档案行为目前并未纳入《刑法》予以规制。未来,应在结合我国档案保护实际,并参考借鉴域外档案犯罪刑事惩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尽快修复档案犯罪立法漏洞,切实提升档案犯罪司法裁判力度等方式来增强我国档案犯罪刑事惩治质效。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近年来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工作。《档案法》与《刑法》的相关条款,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提供了法律依据,奠定了法律基础。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主要包括证据衔接、程序衔接两个方面。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当前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呈现违法高发而刑罚阙如态势,折射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既有档案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案件移送程序不健全、证据转换困难等客观原因,也有档案主管部门选择性执法、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等主观因素.推进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共同发力.首先,加强档案法与刑法的实体性衔接,明晰档案违法犯罪的判定标准;其次,优化档案违法犯罪案件移送与承接程序,完善档案行政证据转化及认定规则;最后,拓宽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监督信息渠道,创新检察监督方式,提升监督刚性.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南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补救——对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缺乏和不完善的。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法律责任体系的合理化建设,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立法趋势。本文,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上,着重从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和国家救助制度两个方面做一客观分析,期待对现行立法有所裨益。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执法的核心。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终于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有关证据转化的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使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终于实现了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证据转化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内容同样也面,l占着诸多问题。本文将基于本次《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执法证据的内容,对行政执法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运用中的范围作出分析和论证。     

被害人保护比较法研究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本文就两大法系中对被害人的保护进行比较,以供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有益部分。     

试论短视频著作权保护刑事司法政策的生成与优化

对于严重侵犯短视频著作权的行为,应该通过构建合理的刑事司法政策予以处罚。著作权保护的刑事立法以及总体刑事司法政策是其构建的基础。在此之上,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具体刑事司法政策得以生成。文章以涉及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主题展开研究,提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下,对当下的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刑事司法政策进行优化。优化路径包括坚持能动司法和能动检察理念、对构成要件要素的坚守与明确以及健全行刑衔接的刑事司法机制等。     

醉驾入刑与刑法第十三但书的关系

自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有关醉酒驾车的入罪标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仪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虽然立法规定追究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需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为前提、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醉酒驾驶的责任追究,要注意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的衔接。这一声音随即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了公众对于“若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将导致司法寻租司法不公”的强烈担忧．一场天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刑事案例报道的客观性把握

1997年,我国刑法体系作了重大修改,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分别于这年的1月1日和10月1日正式实施。这两部法律确立了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基本原则。但令人遗憾的是,新闻媒体并没有对刑事法律体系的这种重大变革予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甚至被众多媒体普遍违反着。依法改革、规范刑事案例报道,已成为新闻界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一、从有罪推定原则到无罪推定原则 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前,无论是从立法精神上看还是从司法实践来说,我国刑法体系都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原则,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先被假定为有罪,甚至和罪犯划上等号,所谓的“进门三分罪”就是有罪推定原则的形象概括。有罪推     

刑事和解的基础、条件与限度：以刑法为视角

作为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非法学家倡导的产物,而是地方基层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然而,作为理论对实践的响应,刑事和解制度最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热烈讨论．如有学者将其视作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运用,有学者将其视作区别于传统控辩对抗模式和近代公力合作模式之外的私力合作模式．还有学者建议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目与程序法学者热情有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法学者并未对这一制度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不仅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轻重,还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刑法问题,应受到刑法理论的充分关照。本文拟以刑法为视角,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刑法理论．在此基础上．讨论刑事和解的条件与限度．     

档案所有权刑法保护的理论探析

档案所有权的保护,民事、行政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然而刑事手段更加重要,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加强刑法对档案所有权的保护。     

明代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

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是一个国家政治需求的直接反映,在古代社会亦是如此。明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的权力空前膨胀,反映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就是皇帝对司法的直接干预和最终决定。     

试论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必要性

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性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我国现行的《刑法》中还没有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而纵观当今国际上各国的刑事立法,将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的既遂标准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     

档案所有权刑法保护的理论探析

档案所有权的保护,民事、行政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然而刑事手段更加重要,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加强刑法对档案所有权的保护.     

明代高度集权政治下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

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是一个国家政治需求的直接反映,在古代社会亦是如此.明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的权力空前的膨胀,反映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就是皇帝对司法的直接干预和最终决定.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系统构建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制约着我国档案事业的顺利发展,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科学衔接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对于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档案法是刑法的前置基础,刑法是档案法的有力保障,二者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制度在立法衔接、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档案执法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档案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堵塞。为实现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制度的公正、高效运行,加强对档案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立法以及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健全证据转换规则、构建行刑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机制等制度规范,保障档案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杀人罪比较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杀人罪的立法因经济基础、现实国情、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差异较大。杀人罪作为，一种主要罪名，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与整个社会的安定，自古以来在立法司法上都占重要地位。杀人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是世界各国的立法部门和刑法理论界普遍予以关注的焦点。     

论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通过设定侵犯著作权罪、非法经营罪及计算机类犯罪,试图对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侵害行为实施打击,但由于规定不够具体、准确,因而经常面临刑罚不当的司法困境。反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通过合理限定侵害技术措施犯罪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及违法性阻却事由,相关的刑罚得以恰如其分的适用。可见,我国《刑法》应做出适时的修改,根据有效地保护版权市场交易秩序、同时兼顾刑罚风险控制和交易方利益平衡的迫切需求,就技术措施的刑事保护做出系统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