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原型的"当代性"——论当代作家笔下的阿Q形象

在中国新文学中,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那些时常反思国人传统文化奴隶、创作中以人文关怀为终极关怀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带着阿Q情结,独具个性地突出"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观念,塑造了当代小知识分子阿Q、小市民阿Q、农民阿Q形象,展示着阿Q原型的"当代性"。     

浅析《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

阿Q的性格主要表现为"精神胜利法",他常常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忌讳缺点,死爱面子,欺软怕硬,欺善怕恶,麻木,健忘,等等。阿Q性格的形成有其历史、时代及个人的原因。阿Q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阿Q的"精神胜利法"流露出我们国人灵魂的劣根性。历史表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摒弃"精神胜利法",就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     

阿Q精神新论

阿Q身为奴隶,却梦想成为奴役一切人的"人上人".这是阿Q性格里最根本的、核心的东西,他的一切思想行为,包括精神胜利法,都与此有密切关系.阿Q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等级制度下,自己被人凌虐、被人吃,但也要凌虐别人、吃别人的人际关系的实质.这也是国民性的根本问题.只要封建等级制度的"鬼魂"还存在,阿Q就会存在.     

略论阿Q的性格特征

阿Q是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有什么性格特征?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几乎都把它归结为精神胜利法.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作品时,就会发现,精神胜利法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作为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阿Q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是一个多侧面的复合体,除了有精神胜利法外,至少还应该包括"奴性"、 "无赖性"和"投机性"三个方面.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的"阿Q气"

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陈奂生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缩影。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陈奂生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憨直、朴实,又带有点“阿Q气”的新时期典型的农民形象。他们性格中落后的东西都因袭了历史重负的缘故,但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性格中的“阿Q气”又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也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隐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对阿Q进行着价值的重估,表明了价值意向的迁移。阿Q形象集中体现了鲁迅艺术世界对"反常"精神现象的关切,阿Q与狂人、未庄的关系隐含着精神矛盾与痛苦。"精神胜利法"作为生存困境中精神超越,具有思想文化及个体生存上的特殊价值。     

阿Q社会性的边缘化

阿Q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耐得住研究家的无穷解读，而且始终“难解其中味”，就在于他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社会学的角度，以人类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对阿Q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观照和反思，从而创造出阿Q这一不朽的形象。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阿Q社会性的边缘化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对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分析

本文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性、成因的心理分析,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与历史循环论、普遍的国民劣根性的内在联系,旨在进一步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作者对健全与独立的个体人格的孜孜追求.     

阿甘与阿Q的"精神胜利"内涵解析

他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本文试图通过对外国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和中国鲁迅<阿Q正传>中阿Q两个人物的对比,论述了他们"精神胜利"的不同表现,从文化背景及传统的不同,揭示出了他们"精神胜利"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阿Q精神之我见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这篇不朽之作的专著,多得足以汗牛充栋.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对阿Q精神的完全否定上,各家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就此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算作一点微弱的争鸣吧!在文艺论著中,人们惯常在贬责的意义上使用“阿Q精神”这一概念.这是因为,在一般论者看来,阿Q精神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种意见对不对呢?有对的部分,但不全对.就是说,“消极,可耻”之类的形容词,用于阿Q精神的一部分,是对的;用于阿Q精神的全部,则不尽正确.结论建立在严密、翔实的科学概括上,方才无懈可击.对阿Q精神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