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爱恋者和殉情者——论高启生命悲剧的美学意义

高启是世所公认的明代诗坛巨擘,其文学成就的取得与诗人对美的执著追求密不可分.用诗歌表现美、用生命捍卫美既构成了高启人生的核心主题,又演绎了他生命悲剧的美学意义.高启短暂的生命旅程折射着人类追求美的理想光辉.     

高启诗歌初探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是被“允为一代之冠”的著名诗人。明代胡应麟将他同“唐初四杰”的王勃相提并论;清代金坛又将他同“南宋四杰”的萧德藻相比,说萧“实出其下”。可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是建国以来,对高启诗歌研究的人又很廖廖,故本文试图就高启的生平和诗歌加以初步探讨,所误之处一定不少,冀希专家们指正。     

略谈高启和他的诗歌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姑苏,自古以来孕育了不少名人学士,而名人学士又不断地为姑苏增添新的光彩。明初诗坛巨星高启就是其中的一个。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长洲(今苏州)人。他家世政治地位不高,但雄于财;到高启时,家道衰微,生活较艰难。“我本东皋民,少年习耕(?)”“贫贱为客难,寝食不获宜”     

论高启的咏梅诗

高启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咏梅是他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题材。高启继承了传统咏梅诗的写法,塑造出一个个孤高、隐逸的梅花形象。在此基础上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态变化融入梅花形象,使之突破传统的束缚,赋予梅花崭新的情感内涵,具体表现为孤高中的激愤之情、乱离惊惧之感和故友挚交之情。他打破了两宋以来重复单调的咏梅模式,为咏梅诗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高启吴越纪游诗简论

《吴越纪游十五首》是高启在元未写的一组纪行诗 ,它是当时东南丧乱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高启社会活动和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     

史笔叙事,缘事明理——《书博鸡者事》分析

<正>《书博鸡者事》的作者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避兵乱，居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之青邱，故又号青邱子。明朝洪武初年诏修《元史》，高启被荐入都，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以后又命他教授诸王。洪武三年（1370）擢户部右侍郎，高启辞而不就，乃赐金放还。以教授生徒为业，与苏州知府魏观友好。魏观因改     

元明之际诗坛主情论的演变

元明之际诗坛变迁的一条主线便是"主情论"内涵的演变。最早明确这一说法的是杨维桢,他提出"情性"说;稍后是高启,提出了"自适"说。同为"主情论",杨维桢主张抒发纵欲之情,高启则主张吟咏性情。入明后,为了适应文坛主旋律的需要,吴中文人对"主情论"有了新认识,如王彝提出"节情"、高启提出"格"。但他们的努力最终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因为明初的文坛环境已不允许"主情论"大行其道。     

高启吴越纪游诗简论

《吴越纪游十五首》是高启在元未写的一组纪行诗，它是当时东南丧乱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高启社会活动和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     

巴金的小说观

巴金只是偶然选择了文学创作,但也形成了有他自己特色的风格。以“真”为基石;讲究情感真实。但也由于情感的表达影响了他的技巧选择。无节制的渲泄情感易造成作品的粗糙,有时情感的泛滥挤压了人物形象,造成人物性格的不够丰满。     

高启诗文版本源流小考

高启为明初大家,一生诗文极富。历来崇尚高启诗文者也不乏其人,故他的诗文被传抄刻板付梓流行于世的也较纷杂,今将他的诗文版本加以探源考辨,这对研究高启诗文也不无裨益。 高启一生写了两千多篇诗文,分别收入《江馆集》、《娄江吟稿》、《吹台集》、《凤台集》、《姑苏杂咏》、《槎轩集》、《扣舷集》和《凫藻集》。元至正丁末(1367)年,他将移居青丘后即十年离乱时期所写的《江馆集》、《娄江吟稿》共七百三十余首诗辑为《缶鸣集》。因他自谦“未敢与昔之名家者比”特取《楚辞·卜居》中的“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意而命名的。并请先辈胡翰、名流王祎、好友谢徽为其书写了序。与此同时,吴中四杰之一即高启诗友徐贲也辑成高启的《缶鸣集》,并请高启的另一好友王彝为其书作序。于是高启的《缶鸣集》就有两种手抄本并行于世。     

论南宋李纲人琼州之行驿诗

李纲是南宋抗金名臣,以忠诚义气炳然史册。他著述甚富,诗文留存也较多。建炎二年,他被谪移万安军,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海南之行。虽然路途艰难,所经之地也多荒绝之乡,但李纲却以平静坦然的态度面对这一折磨。他一路上作诗近百首,绝少悲怨之气,却多忧国之泪,呈现出雄健光明的风格面貌。李纲诗歌的忧国情怀与刚健之气开启了南宋爱国文学的先声,成为南宋文学的最强音,有力推进了南宋文学的转变。     

无奈与无依的漂泊--蒋捷词的情感主旋律

宋元易代的社会动荡,使蒋捷陷入国破家亡的境地;“抱节终身”的气节,使他义不仕元。无家可归,无处可依,使他只能在漂泊中度过余生,在漂泊中开始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索。他的亡国之痛,忧生之嗟,人生空寞之叹都是围绕着漂泊展开的。无奈与无依的漂泊是蒋捷词的情感主旋律。     

论高适诗歌中的地域色彩

高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人们一提到高适,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边塞诗,并常常将他与岑参并列。实际上高适的诗歌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因为他是沧州渤海人,历史上属于燕赵地区,他的诗歌相应也表现出燕赵地区独有的地方特色。     

论沈周隐者诗篇中的崇杜倾向

在世人眼中犹如＂神仙中人＂的隐者沈周,是在价值观和生存状态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国古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位隐者的诗篇中却清晰地含蕴着崇杜倾向,显现出虽隐而从未忘世的现实关怀。他是古代诗人中少有的直议朝政者,亦常以热切的目光关注百姓的忧苦。所以,并非如一些论者言,明代知识分子的济世精神在退化,以沈周为例,可以看到明代士人在以新的姿态和方式表达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论白居易前期的"隐处"意识

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可以说一生都在出处矛盾中度过,他一生未离仕途,但又一直未间断对"隐处"生活的肯定和向往,从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思想矛盾现象.我们认真研读白居易前期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早在他入仕之初就已萌生了对隐处的思考和向往,并逐渐形成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中隐"思想.     

高启生平杂考

高启是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其字号、籍贯和家族成员是研究其生平的基础资料。槎轩和吹台是高启别号,向少有人提及,青丘子之号始于何时却又多有争论。高启的籍贯在史书记载中也颇有出入,其家庭成员向来无人考证,这无疑不利于其生平和创作的进一步研究。考证高启字号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组成,廓清其籍贯异说的矛盾,是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     

生前文章惊海内 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

杜甫的诗赋创作在他年轻时已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赏识。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岑参、高适都与他有亲密交往或诗歌酬唱。杜甫晚年更有“新诗海内流传遍”的美誉。杜甫身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韩愈、李贺、李商隐、杜荀鹤等都盛赞其诗歌,或承继其直面人生的创作品格,或学习其博大多姿的艺术风神。总之,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在他生前已经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     

高旭诗词中的“西方”

高旭与近代中国的风云演变紧密相连,他在诗词中择取与言说"西方",并不是源于欧美的直接经验,更多是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化的西方知识,主要包括先进的西方政治形象、志士仁人及开拓者形象、理想化的新女性形象、秀美的自然风物与淳朴的风俗民情、瑰丽雄奇的富士山等。他突破古典诗词的局限,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智慧地利用中日两国相似的文化背景,曲折地表达了晚清知识分子在中日关系逆转中反观自我的苦闷与焦虑,同时强烈地折射出他们欲借现代化转型重构民族个性和未来中国的心理诉求。     

明代徽州状元唐皋家世生平考

明正德九年状元唐皋,是徽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因他的著作都已散佚,行状、墓志铭等重要文献也不传,学界对他的家世生平、学术思想和诗文创作情况都缺乏了解。文章在辑佚唐皋诗文的基础上,爬梳大量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他的家世和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