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函数在农业生产要素贡献率的分析应用

本文建立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农业生产中的数学模型,以1990年~201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灌溉总量、牲畜数量、农药使用量、化肥使用量为影响农业增加值的因素,考察各生产要素对农业增加值的贡献进行验证,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美丽乡村背景下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山东省17个地级市163个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结果,利用SFA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评价了山东省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利用Tobit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是163个家庭农场之间、17个地级市之间以及地级市内部家庭农场之间的生态效率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劳动力投入量以及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正向影响,家庭农场农药使用量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负向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     

劳动力转移、合作经营与林业生产效率研究

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持续外移已成为掣肘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考察当前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以及劳动力转移、合作经营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利用福建省9个重点林业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Tobit方法测算了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家庭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林业合作经营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农户家庭林业仍倾向粗放经营,林业生产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仅为0.203,且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的生产效率存在着明显差异;②劳动力转移对林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林业合作经营能够有效地促进林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且对劳动力转移与林业生产效率二者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③劳动力特征、林地经营特征及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林业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林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应当鼓励农户进行联合经营与互助经营,以促进生产要素整合及利用效率的提升,从而克服因劳动力转移后导致的家庭林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薪柴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薪柴作为一种传统能源,依然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主要生活能源。落后的薪柴采集和消费不仅造成能源浪费,还严重影响着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生态环境,因此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薪柴消费向高效清洁的商品能源消费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陕西省洋县和宁陕县朱鹮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薪柴消费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周边家庭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0.01的显著水平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龄、养殖业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反向影响;在0.05的显著水平上,个体经营收入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反向影响。因此,通过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加强自然保护区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能源消费从薪柴消费向商品能源消费转变,是解决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森林资源破坏的有效途径。     

绿色农业与农民收入协同发展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视角

通过对江苏省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和农用柴油的使用量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江苏省近年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显著低于更早时间段,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差异不大,而农用柴油使用量则有上升趋势。在对参数进行归一化以构建绿色农业指标之后,可以发现绿色农业水平和农民收入之间呈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绿色农业和农民收入是可以协同发展的,前者并不必然对后者造成阻碍。只是为了保证绿色农业在未来能够继续同农民增收协同发展,需要考虑可能的减产、增加成本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增强政策扶植、培养专业人才、改善农村生态、调整生产结构是可行的手段。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与农业产出的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负外部性,为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约束下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 1978—2016年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在波动中稳定上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间差异显著;②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区间的间接溢出要大于地区内的直接溢出效应,长期来看,能够有助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③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接近,在时间上大致表现出U型关系,通过门槛值的区间划分,各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显著的东中西部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最后,本文建议农业生产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结合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现状,加强地区间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与农业生态、粮食安全相协调。     

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问题及解决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了。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化肥、农药,地膜以及其它问题对农村的环境产生持续的面源污染,从而对国家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健康都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农业生产中的环境问题加以解决。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垦区生态城镇建设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畜禽养殖污染以及不合理施用化肥、农药引发的面源污染等均呈加剧态势,农村工业企业"三废"超标排放现象普遍,土壤及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农村生产与生活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已经对农民群众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成为制约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武汉市的例证

重点开发区域农户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的机会成本极大,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刻不容缓。本文以武汉市为实证,从保护性耕作的视角入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探讨了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4 687.50元/(hm2·a)、4 750.05元/(hm2·a)增加到7 720.65元/(hm2·a)、10 227.30元/(hm2·a),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受偿额度要大于化肥减少的受偿额度;2性别、距离城镇远近、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村集体经济状况、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农业退水对水体的污染不容忽视

随着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土地使用径流对水体的威胁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保护收益及损失的感知分析

了解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保护收益和损失的感知有助于保护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利用在陕西、湖南和江西调研的922份有效农户数据,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对保护收益及损失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 ①生态保护带来的最主要的收益因素为居住环境改善、生态旅游增加收入和当地知名度增加,野生动物致害是在三个研究区域均发生次数最多的损失因素;②多数的当地居民对保护持有积极的态度（65.5%）,农户在保护区获得收益与其保护态度呈正相关,从生态旅游、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生态补偿中获益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积极;而承受生态保护的损失则与其保护态度呈负相关,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消极;③承受保护损失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低,而获得保护收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得到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从生态旅游获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高;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低。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评价——基于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的调查

基于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357户农户调查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研究表明,绿色防控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环境效应,但农户采纳不同绿色防控技术手段所能实现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人工释放天敌技术与平衡施肥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环境效应;果园生草技术与果实套袋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但环境效应不显著;杀虫灯技术具有显著的环境效应,但经济效应不显著;生物农药技术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均不显著;化学农药仍是促进猕猴桃产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其增产效果远小于绿色防控技术;劳动投入、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结构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猕猴桃产量,户主农药认知水平与供应链组织模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化学农药施用量。为促进绿色防控技术的顺利推广,应着力解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设计匹配农业技术推广方案。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交通可达性分析——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是特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交通可达性水平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保护与传播。本文运用空间句法与GIS分析方法,以贵州省铜仁市100个被住建部认定的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对其交通可达性的特征与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铜仁市交通路网的连接值等级差异显著,拓扑连接呈“点-轴”放射状结构,高速公路多为高集成度轴线核心,路网拓扑连接等级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市域内传统村落全局可达性较高的为环梵净山区域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以及石阡县,局部可达性高的村落具有极为便利的高等级公路通达,感知可达性高的区域集中在环梵净山区域。② 铜仁市传统村落在环梵净山松桃片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环梵净山印江片区、石阡片区和思南与德江交界片区则形成次高密度分布区,这些区域的路网全局通达度和村落的全局可达性也相对较高,表明全局可达性与传统村落分布成正比。③ 封闭的地形、道路等级及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铜仁市作为武陵山区域的核心区域,虽然传统村落集中,但是可达性总体水平较差,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形成挑战,亟待提升。     

传统知识在民族地区森林资源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本文选择了贵州省从江县侗族村落小黄村为案例点,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利用林业部门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观察数据,绘制了该村60年来不同时期的村落森林分布图,从林地面积、林种构成、林龄结构等三方面追溯了过去60年来该村森林资源的变化。同时,通过查阅文献、实地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现场调查和加权平均指数分析法对林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筛选和排序。研究表明,侗族习惯法、宗教和传统护林习俗等传统知识仅次于政府政策因素,占据第二重要的地位。小黄村对森林资源的有节制利用,曾在历史上有效保证了农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且与森林资料的消长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森林资源即得到良好的保护与发展时,传统知识的作用往往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时,传统知识的作用则往往受到了限制。因此,有必要对侗族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和评估,为解决当前我国贵州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借鉴。     

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解析

从资源经济学角度来看, 人力资源的质量, 即人力资本, 是影响劳动力效率的重要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 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采取耕地劳动比例法对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进行了估算, 并对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现状进行了简单地实证研究。分析显示, 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目前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陕西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且总体数量呈增长趋势;②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较低;③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明显不尽合理。因此, 改变陕西乃至全国经济过去多年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局面, 全面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 既是体现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 同时更是实现陕西及全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大策。促进陕西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加强农村教育入手, 积极通过公共政策有效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劳动技能, 充分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基本权利。     

社区生计与自然保护区冲突趋势——基于农户自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差异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生计之间的冲突不仅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也是推进保护区与社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阻碍。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冲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及保护区惠益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保护区周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强度有所下降,且变化呈现显著的代际特征。因此,从代际差异视角分析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异质性并判断未来保护区与社区冲突趋势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四川省、陕西省1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43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对不同代际间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保护区周边农户在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强度上总体呈现出“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代际递减特征,表明老一代与保护区的资源利用冲突最激烈。②非农就业占比对不同代际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占比越高,农户资源利用行为就越少,与保护区的冲突也越小。③不同代际农户获得的保护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存在差异,新生代获得的收益最多,从而对自然资源利用相对最少,而老一代承担的保护成本最大,从而更倾向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因此,本文从引导劳动力实现生计方式的非农转型、完善保护区相关补偿制度和开展各类社区发展项目3个角度提出建议,尝试为破解保护区与社区冲突难题提供参考。     

浙江省主要外来入侵种的现状及控制对策分析

浙江省作为我国的沿海开放门户,人口密集、对外贸易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凤眼莲、松材线虫、互花米草、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生物不断入侵与扩散,严重威胁着浙江省的生物多样性对浙江省的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浙江省平原河网地区,尤其是在水质富营养化的杭嘉湖、宁绍、温台平原河网地区,凤眼莲已经泛滥成灾,阻碍航运,破坏生态环境,给人们正常的生活生产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自1991年象山县首次发现松材线虫病后,短短13年的时间浙江省发病面积达到了3万公顷,累计造成3000多万株松树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多元,国家林业局于2004年4月15日发出的第二号公告公布了12个浙江省松材线虫病疫区,包括宁波市的北仑区、象山县、宁海县,舟山市的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杭州市的西湖区、富阳市,湖州的吴兴区、长兴县,嘉兴的平湖市等地．本文在调查及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浙江省主要外来入侵种的分布与危害现状,并初步提出了防范生物入侵的对策．有利于浙江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农林牧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林产品贸易对木材消耗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加剧,森林的生态环境功能日益突出,全球森林数量持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使涉嫌消耗大量木材的经济发展、林产品贸易备受争议。本文以木材消耗作为森林资源的压力指标,分析了影响木材消耗的关键因素,以世界具有代表性的61个国家2010年的相关截面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木材消耗的影响为正,人均木材消耗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呈现一种向右上方倾斜的N形关系;林产品出口贸易与木材消耗的关系为负向,有利于减少人均木材消耗;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木材消耗的关系为正向,但相较于使用本国木材来说更有利于减少人均木材消耗;木材产量与木材消耗同方向变化,是影响人均木材消耗的最为显著的因素;林产品贸易规模、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本文从世界和中国林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林产品贸易自由化、保持木材供应适度偏紧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