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GE模型下碳税政策与厂商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构建包含经济与环境两系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碳税政策冲击、清洁型厂商技术冲击与污染型厂商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上述3种冲击均能实现社会总产出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厂商技术冲击对除自身以外的厂商产出存在抑制作用,且污染型厂商技术冲击对污染型厂商产出的促进作用大于清洁型厂商技术冲击对清洁型厂商产出的促进作用;投资对3种冲击的响应程度均大于消费的响应程度,这说明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共产品供给配置效率研究——以科技类公共产品为例

基于结构方程构建了公共产品供给配置效率分析模型,应用2000～2006年全国各省市的科技类公共产品供给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类公共产品供给配置效率类型有持续高效型、高低变换型和持续低效型三类,并针对不同类型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动态估算模型的改进与应用——以福州市为例

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是当前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焦点.本文在总结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方法的基础上,指出评估模型必须考虑空间异质性、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稀缺性等因素.结合福州市“山多地少”的实际情况,以耕地和林地两者的生物量来修正区域差异对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构建了空间异质系数,以恩格尔系数和城镇化率共同构建了社会发展系数,以人口密度构建了资源稀缺系数,从而建立了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价值估算模型.并以福州市为例,分别估算出2009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静态价值为389.48亿元,动态价值为270.32亿元,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14.77％和10.25％;福州市单位面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价值的空间分布为:市区＞福清市＞闽侯县＞平潭县＞长乐市＞连江县＞闽清县＞永泰县=罗源县;而人均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价值的空间分布为:永泰县＞闽清县=闽侯县＞罗源县＞福清市＞连江县＞市区＞平潭县＞长乐市.改进后的动态估算模型计算结果更符合福州市各县(市)区的实际,可为区域土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有益信息,对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的土地处置——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或不显著的,就自我耕种与闲置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但影响较弱;就自我耕种与转出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土地、住房与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 ,实证分析了嘉兴农村土地和住房禀赋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乡土地面积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住房面积与市民化意愿存在U型关系,即起初家乡住房面积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负向影响,但是面积的进一步增加,却能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土地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进一步加快和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进一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制度,是促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制度手段。     

基于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从武汉城市圈全局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案例区内各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的人口总量结合人均粮食消费水平测算得到武汉城市圈耕地需求总量,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各区域建设用地需求优先度,进而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可为基于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撑。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区际优化配置结果能满足武汉城市圈粮食安全对耕地的需求,同时也兼顾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土地资源区域间优化配置须同时考虑全区域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为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显性市民化”与“隐性市民化”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农地流转增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中国农民群体离开村庄形成的城乡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这种“离乡不离土”的不完全市民化进程对土地流转的发展形成阻碍。本文以探讨农民市民化的不同状态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为研究目的,采用理论逻辑分析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以“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的理论概念反映当前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认为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状态的结构性差异对农民土地流转行为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①农民市民化进程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②土地流转进程是一个与农村常住居民老龄化相伴随的长期渐进过程;③提高城镇养老保障待遇、提高土地流转租金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民转出土地。本文研究对于探索农民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团体标准生产率效应——基于“浙江制造”的微观证据

基于新要素供给理论,利用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团体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HDFE)、双重差分法(DID)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的研究发现,团体标准整体上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团体标准通过协同效应、竞争效应和扩散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果中介分析(CMA)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发现,团体标准在拓展和集约边际上显著作用于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流空间”视角下高铁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基于DPSIR-PLS模型分析

在“流空间”视角下,结合DPSIR概念模型与PLS-SEM结构方程模型构建高铁对城市土地利用影响的解释框架,解析高铁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高铁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关键路径是“高铁—生产要素—土地利用状态—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地方政府响应”,即高铁通过作用于各项生产要素改变城市土地利用状态,影响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并推动地方政府采取相应响应措施。以站点数量、线路数量及总里程为表征的高铁因子与包括人、土地、资金及技术等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生产要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状态以及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均有正向影响;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正向促进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而土地利用状态对土地效益并无显著作用。基于此,在未来高铁建设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发挥高铁在要素配置上的正向效应,以高铁建设为契机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格局,推动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提升,并辅以各项激励措施,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优化目标。     

消费、投资及出口对台湾省经济波动冲击机制和效应分析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由供给冲击主导,而短期波动则是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需求冲击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建立一简化式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考察需求冲击对台湾省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和效应。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需求冲击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以居民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为代表的需求冲击是形成台湾省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城市土地储备对我国城市土地供求与地价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土地的供求原理,探讨了土地储备对我国城市土地供求与地价的影响.指出城市土地储备使土地供给失控现象得到抑制,土地储备初期土地市场供给量减少,市场需求将呈上升趋势,土地储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地价上涨.从长期来看,土地储备垄断土地供应对地价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为缓解土地储备初期地价上升对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土地储备机构应适当增加储备土地的供给量,以降低地价上涨的幅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格局与合作开发模式研究

论文运用归纳法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内资源的分布、生产和消费格局,总结出资源格局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生产区位和消费区位不匹配,资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认为经济带范围内国家之间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源合作开发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内容,并探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国家之间主要的资源合作开发模式:资源合作共赢模式、国际地缘战略合作模式,前者包括股权并购、风险勘探、购买产能等实现形式,后者包括合资开发、建立能源共同体、组建战略联盟等实现形式。最后,提出了促进资源合作开发的政策建议:首先,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资源合作委员会;其次,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资源合作开发金融机构;第三,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国家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寻求资源合作开发的互利共赢;第四,鼓励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实施资源兴国和创新驱动战略。     

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土地违法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关系探讨

土地违法结构与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是保障土地合法利用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通过运用典型多元相关分析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1992年～2004年间的土地违法结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变化与土地违法结构变化是相关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与其他违法用地比重呈负相关;建筑业产值比重与破坏耕地比重呈正相关,与其他违法用地比重呈显著正相关,与未经批准占地呈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非法批地比重呈负相关。研究结论揭示了土地违法结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必然的相关关系。因此,根据经济结构与土地违法结构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应密切注视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违法结构变化,并制定长期策略,采取多样化措施,在减少土地违法总量同时,重点监控土地违法类型变化,合理确定一定时期应采取的主导调控措施。     

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的关系分析

现阶段,协调好经济增长和违法用地的矛盾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通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利用1999年-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滞后1期,经济发展与违法用地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滞后2期,经济发展与违法用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在经济增长的初级和中级阶段,经济增长是违法用地的诱因;在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增长不再依靠土地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违法用地的大面积蔓延反倒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研究的政策启示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土地违法现象仍然会存在。既要充分利用违法用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而且需要采用经济、行政、技术等各种手段,将违法用地遏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服务。     

耕地减少、农民失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随之产生的农民失地问题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农民失地纳入到耕地减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分析耕地减少的新思路,为农民失地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耕地减少和农民失地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工作,成为自由劳动者,农业生产耕地减少;另一方面征地方将耕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失地农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储备。本研究根据耕地减少量估算了1984年～2004年我国失地农民数,为经验分析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协整分析和曲线拟合,揭示了耕地减少、农民失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84年～2004年我国失地农民累计达到了8 007.74×10⁴人;经济增长是耕地减少、耕地净减少的原因,但是耕地减少、耕地净减少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失业农民数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变量的二次项曲线拟合效果不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政府信息资源的供给体系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保障。分析了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现状,提出我国政府信息供给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出以政府主导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并提出服务模式下的策略和措施。     

北京市水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研究

国内学者借鉴＂增长阻尼＂的研究方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于水土资源的限制每年下降1.45%,但由于在模型和数据选取存在一定的不足,并忽略了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使得所计算出的阻尼系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本文针对当前资源阻尼效应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对北京市水土资源阻尼系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水土资源阻尼系数都围绕着经济增长上下波动,因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集约利用,北京市水资源阻尼效应从2002年开始逐渐减弱;土地资源阻尼效应在1998年-2008年期间有所缓解,但2008年以后又开始围绕经济增长上下波动,深入研究后得出由于技术进步发挥了要素替代作用,短期内缓解了资源约束;但要最终解决资源约束,必须依靠要素替代和产业结构调整共同作用。此外,对于资源短缺地区,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利用外部资源,才是解决资源约束的有效途径。     

土地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机理与实证评价

本文基于一个城市土地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系统探讨和实证评价了中国土地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指出,土地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要素投入与配置的改变展现出来的,包括土地一级市场运行对经济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效应,土地二级市场运行对经济要素配置的结构优化效应,以及土地市场化程度发展对经济要素利用的经济激励效应。这三大效应在目前中国土地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差异,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7%、0.20%和2.65%,即规模扩张效应>经济激励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土地市场运行的经济增长作用效应的发挥,中国政府仍需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结构和规范土地市场的运行。     

基于改进模型的广西水资源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传统水资源生态足迹仅核算人类活动对水资源供应的占用情况而未测算其对水环境净化功能的占用程度.为此,本文提出了改进的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并用该模型对2003-2010年广西水资源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水资源账户中,淡水生态足迹2003-2005年较快上升,随后几年缓慢下降;水资源承载力较高,水资源生态盈余较多,水资源生态压力较低,三者2007-2010年起伏较大;②水环境账户中,有机物污染水生态足迹＜磷污染水生态足迹＜氮污染水生态足迹;最终水污染生态足迹很大,2003-2006年逐年升高,2007年迅速下跌,之后缓慢回升;水环境承载力变化趋势与水资源承载力相同;水环境生态赤字甚多,水环境生态压力很大,两者2007-2010年波动剧烈;③传统模型下广西水资源安全度很高,而改进模型下该地区水资源处于严重不安全状态.与传统模型相比,改进模型计算方法更科学,计算结果更符合广西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