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协奏曲——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以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为现代政治秩序三位一体的制度组合,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架构阐释政治秩序的成长,追溯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相反相成的颉颃中起源、成长、融合的演进过程,并将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归为文明政治秩序的目标。福山以宗教为关键,诠释了中国国家早熟的强国家模式与欧洲法治先行的强社会模式的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最大胆的探索,是凸显了国家建构之于政治秩序的意义,并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归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使其政治秩序理论具有覆盖东西方文明的阐释力。     

福山民主观的变与常

福山的民主观以“历史终结论”为起点。伴随着时代变迁,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通过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福山试图构建一种宏大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并通过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构成的政治秩序来重述世界政治发展史,从而为政治衰败问题提供全新的理论解释。表面上看,福山的民主观从“历史终结论”到对当代西方民主的一系列反思,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就实质而言,福山的民主观并没有多少变化,他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民主的普遍性辩护。当然,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过程中,福山提出了国家建构的优先性、权力的可问责性、政府的回应性等观点,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中国政治的回应性与调适性——兼评闫帅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

闫帅博士的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以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型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政府转型过程中政治秩序再造的逻辑和内在机理,进而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在这种"社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的国家-社会互动模式中,执政党和政府通过不断的调适和学习,不仅在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构建了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在推动政治发展、实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实现了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国家治理。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渐进增进政治回应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当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党和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回应,还应重点关注政治体系自身适应性调整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脉络,充分挖掘中国政治回应性和调适性共生并存、相互强化的内在机理。     

法治政府之理论解读

中国政府明确地把法治政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后,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进行科学的阐释尤显必要。理论地看,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在有限的基础上秉持诚信的观念行政,旨在实现促进和保障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正义和秩序的统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统一。     

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秩序逻辑和治理模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加上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很弱,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而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秩序重建的核心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困境:一方面要重建适合农村的公共权威系统,特别是法律系统;另一方面要重建民间的权威系统,特别是民间调解系统.此外,要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新秩序.     

论法治的社会支撑系统

法治社会的建立不是一个纯法律过程,而是包括经济、政治、化建设在内的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首先,经济方面,法治社会要求建立产权明晰、切实保障财产所有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次,政治方面,法治社会要求推行宪政民主,确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同时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后,化方面,法治社会要求培育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形成法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支撑系统。     

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探析

法治社会,是指以市场经济作为其活动空间的自治自律的市民主体通过契约,理性缔结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实现应有权利和利益的一种社会形态,法治社会与非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经济交往方式及其规范模式方面的差异。宪政国家是指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免受政府及他人的侵蚀,通过并依据宪法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与规范的国家。法治社会是宪政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通过公法与私法适度渗透来实现良性互动,确立相辅相成的关系模式,正是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宪政。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建设的启示

作为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的经典政治思想是其有限政府理论。此理论以自然状态、天赋人权为历史假定,以社会契约、权利让渡为逻辑起点,以分权制衡、法治国家为政府架构,系统严密地论证了有限政府的正当性。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对近现代西方国家政府的建构与运行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我国当前的政府建设亦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它启发我们建设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以民为本、重在法治的有限政府模式。     

浅论保守主义的现代法治意义——以埃德蒙·柏克思想为切入

保守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善于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埃德蒙·柏克。柏克所倡导的保守主义对英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注重先人的智慧、习惯和经验,反对空洞、抽象的理性建构。它坚持市民社会的第一性,主张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治性,维护市民社会的自由。因此,在当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模式下,借鉴保守主义的相关思想,可为我国法治困境提供新出路,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成。     

“小政府大社会”确立之惑——基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思考

“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模式,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小政府大社会”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有限政府、比例原则等基本理念基础之上的,具有民主观念、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社会结构、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等生成条件。我国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政府与市场结合过度紧密,机构和人员精简难以实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民主政治建设。     

论法治实践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实现

法治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实践形态,而作为一种实践形态的法治对现代政治文明将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当代法治国家为视角,从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建设政治制度、规范政治行为,构建良好政治秩序等方面,探讨了法治实践是如何保障现代政治文明实现的。     

政府间交易对于政治整合的影响

国家政府统治的分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的我国,政府自身的种种经济交易,会妨碍国家政治的整合。作者认为只有对政府角色从规则的制定、秩序的维护、矛盾的协调、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进行定位,才能实现高度的传统整合,以维护国家的协调统一和社会稳定。     

政府间交易对于政治整合的影响

国家政府统治的分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的我国,政府自身的种种经济交易,会妨碍国家政治的整合。作者认为只有对政府角色从规则的制定、秩序的维护、矛盾的协调、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进行定位,才能实现高度的传统整合,以维护国家的协调统一和社会稳定。     

宗法伦理对现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化意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从权威政府到法治下的有限政府--中国政治体制转变之路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认为，对改革前景和目标的清醒认识与改革所选择的模式相比意义更加深远，文章从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政治体制转变的轨迹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在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文章继而探讨了法治下有限政府的涵义和意义以及如何建立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并乐观的相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和壮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最终形成，实现建立法治下有限政府的目标将不会太远。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和前景

在梳理法治含义的基础上，可以对法治政府进行广义和狭义区分。西方国家法治政府的形成是在法律秩序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首先出现广义的法治政府。而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首先必须从狭义法治政府入手，通过对行政权的制约未逐步实现法治国家。     

市民社会:现代法制的基点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制运行的基础,也设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农村社会治理场域变迁与政府角色转变

基层场域的变迁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政府单一主体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秩序诉求,市场经济的变革改变了政府的行动逻辑也使得传统管控模式失去依托,弱化了政治嵌入的基础。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弱化,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向政府部门传达。政府既要革新行为方式也要创新与基层的互动模式,要通过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让民众通过组织化方式表达合理诉求;要以法治为基础,在政府引导下,培育社会组织、农民个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运行在法治下的有限政府

从建国50多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政治体制转变中阐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运行在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探讨了法治下有限政府的涵义以及如何建立法治下的有限政府。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市民社会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形成,实现运行在法治下的有限政府的目标将不会太远。     

元治理下政府治道逻辑及其提升

元治理是对治理的反思,强调科层、网络、市场治理模式之间的调和。元治理更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为实现共同目标政府应履行元治理者职责。为此,政府需要加强内部与外部元治理,构建"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塑造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政府治理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