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课程与教学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学术论战,这无疑是我国教育研究的幸事。这场论战,在我国课程研究史上也许会留下重重的一笔。本文将在王策三教授的《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一文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观点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运用概念分析和国际比较的手段,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辨析,也尝试性地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以期向前辈和同行请教。一、概念混乱是突出表现近年来,不少教育类论文和书籍的作者不重视对所讨论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相反,热衷于创造、翻译新的“话语”,对经典的、通…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农村学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课程研究中存在着概念混淆及泛化的现象,将课程概念无限泛化最终“捧杀”了课程本身。这种课程概念泛化的根源,乃在于混淆了“课程本身”与“同课程有关的范畴”,尤其是混淆了“课程”与“课程实施”(教学)及“课程实施的结果”;因而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引发不少问题与困境。“课程即法定知识”是基于社会学视角而对课程概念进行的重审和重申,旨在有助于教育实践的改善与理论研究的明晰。     

重建课程与教师——读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

本书是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积二十多年来“课程”与“教师”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从质性研究与阐释学的视角，诠释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课题提供了重建“课程”概念、重建“教师”概念的思路。同时，也提示了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未来学校发展的构图。本书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日本学校教育的革新，而且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教学与教师教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80年代以来云南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课程述评

一、80年代幼儿教育课程的改革80年代,在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在世界和我国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推动下,80年代云南省幼儿教育课程改革也掀起了高潮。在80年代幼儿教育课程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如“整体观”、“主体观”、“个体观”、“发展观”和“活动观”的指导下,在课程的理论研究上,云南省的幼儿教育课程改革对幼儿教育课程的概念、结构、课程模式、课程设计和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对单科课程的内容和教学、对在幼儿期实施创造教育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云南师大教育系曹葆芝的《幼儿园课程结构与设计》、…     

德育人文关怀的新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 最早提出生命教育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杰·唐纳·化特士,他于1968年在《生命教育》一书中提出此概念,当时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自杀率不断攀升这一现实提出的,这一理念逐渐成为各国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1979年澳大利亚成立“生命教育中心”专门研究生命教育。上世纪末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开始在全岛学校开设与生命教育相关的课程。此后,我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学者也开始对“生命教育”进行研究。     

课程:"私人事件"还是"法定知识"?--基于社会学的课程概念重申

课程研究中存在着概念混淆及泛化的现象,将课程概念无限泛化最终“捧杀”了课程本身。这种课程概念泛化的根源,乃在于混淆了“课程本身”与“同课程有关的范畴”,尤其是混淆了“课程”与“课程实施”(教学)及“课程实施的结果”;因而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引发不少问题与困境。“课程即法定知识”是基于社会学视角而对课程概念进行的重审和重申,旨在有助于教育实践的改善与理论研究的明晰。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辩证法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是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实践中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讲授对立统一规律时经常遇到的难题之一。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国哲学界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被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康生判为哲学战线“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之一,以学术批     

心理学派“动机”与社会派“投资”的心理因素对比研究

“动机”是典型的心理学派术语,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被引进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并备受关注。随着语言学习和教育研究领域发生“社会文化转向”,“投资”这一经济学概念被引进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补充和发展了“动机”这一概念。两派论战多年,因此,有必要将心理学派盛行的“动机”概念与社会文化学派倡导的“投资”概念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两者存在的差异,并在此差异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思考,希望对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添砖加瓦。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吕振羽从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历史研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过程战促使吕振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抓住论战的三个核心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商业资本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驳斥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斗争意义。他提出的“殷商奴隶制论”、“西周封建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转化论”,奠定了他在古史研究上的地位     

核心价值: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

将改革实践与研究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探索、改进和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从来都是行动研究的重要指针。因此,在行动研究中提出的重建课程概念,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重建教师概念,将教师的角色由“技术熟练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重建学校概念,将学校由“教育工厂”转变为“学习共同体”,这三个主题是内在统一的。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到扎实的成果。这就是“静悄悄的革命”的本质所在。     

人性培育与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念

教育人类学以人性教化、人性培育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人性培育”与“文化”都是教育人类学的核心概念。鲁迅等先贤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是“具体人性”的改造,它为我国“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建构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深刻洞察和思想资料。提高国民素质承续和包容了“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它和素质教育“重在做人”放在一块,成为我国教育人类学鲜活的“本土理念”。我国的教育人类学不能走排斥“田野工作”方法的德奥传统教育人类学的老路,而应将反映我国教育问题的“田野”之实证研究与哲理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作为人文课程的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色。     

美国课程理论的主要流派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界对于学校课程的研究和设计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学派,这就是学科中心派、儿童中心派和问题中心派。它们信奉着不同的教育哲学,进行了不同的课程实验,提出了不同的课程主张。多少年来,以儿童中心派和问题中心派为一方,同学科中心派展开了反复的论战。双方论战的步步深入,不仅推动     

醇儒与英雄之争——论朱熹陈亮论战

朱熹陈亮之间的论战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论战之一。他们二人在论战中主要讨论了“王霸义利”、“醇儒与成人”等问题,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尝试解释论战产生的原因,认为他们二人在解决南宋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势问题上,一个站在了儒家内圣立场,一个站在了儒家外王的立场,由此引发了这场论战。     

柏林学派与情境分析课程模式

罗宾逊与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是指以罗宾逊为首,以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为中心形成的课程理论研究的学派。该学派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中期。柏林是德国当代课程研究与课程发展的策源地,其标志就是罗宾逊的《作为课程修订的教育改革》一书的正式出版。 《作为课程修订的教育改革》一书之所以被誉为德国课程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其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次引进“课程”概念来替代“教学计划”。在德国教育文献中,“课程”一词在巴罗珂时期是“教学计划”的代名词,主要涉及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教育目标的确定与实现。随着英、美等国的课程研究的发展,原有的“教学计划”概念已远远不能解释和涵盖整个教育与教学活动及其目标。     

关于“知识”的论争

最近,针对王策三教授《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一文,钟启泉教授发表了《谁是“轻视知识”教育思潮的代表?》一文。文章包括三个问题:(一)“知识”概念的重建与课程创新;(二)“学习”概念的重建与课程创新;(三)“课堂文化”的重建与课程创新。 文章认为,“短短三年来,我国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的概念正在得到重建。比如说,我国教育界的‘课程’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不同层面分析

尽管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是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对这个热点更多的是疑虑和困惑,对许多问题还不十分清晰,甚至出现一些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提出“整合”概念之前,并没有认真进行相关的前期研究,尤其是对整合的实质分析研究。整合的实质分析研究涉及“整合的内涵”、“整合的层面”、“整合的条件”、“不同学科可整合的紧密度”以及“整合的难点和策略”等几个基本且实质的问题。本文将主要围绕前两个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     

论课程政策的定义、本质与载体

课程政策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展开需要解决一些诸如概念、本质及表征等基础性问题。课程政策的基本涵义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一定社会秩序和教育范围内，为了调整课程权力的不同需要，调控课程运行的目标和方式而制定的行动纲领和准则，其本质是解决“由谁来决定我们的课程”或课程权力的分配问题，其载体是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科书。     

音乐教育理论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研究

我国音乐教育具有多层性特征,然而,与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紧密的则是儿童社会音乐教育、普通学校音乐普及教育以及高等师范音乐师资教育。本文主要针对以上三个层面,通过对音乐教育全方位考察,对音乐教育过程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如音乐教育概念和功能、儿童音乐认知的阶段性特点等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对于相关的音乐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性指导．本文提出“矩阵音乐课程结构”这一新的概念,并对该课程结构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自由学科”与知识的整体性--我国当前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中的课程设置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概念上的模糊,以及相应在课程设置方面理解上的混乱,论文从课程社会学角度,运用比较分析法,横向比较了美国大学和我国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比重,指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中数理自然科学的绝对重要地位,而且这种地位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有追求知识整体性的考虑;“通识”之“通”和“博雅”之“博”,即是基于知识整体性而论。同时,论文通过对中、美两所大学“通识课程”的具体比较,对我国目前“博雅教育”中的“精英”意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隐性教育概念界定及本质特征

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学生的专业成绩和学分指标同其思想品德水准指标为何不能同步完成呢？又为何会出现“德优”“智次”或“智强”“能弱”的背离现象呢？进一步说,学生素质的“土壤”究竟是书本、课堂与考场内,还是在校园文化教育环境的“潜在课程”之中呢？要获得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就必然和必需提出“隐性教育”的命题。 隐性教育是隐性课程的上位概念,是隐性课程的应用体系,是对隐性课程领域的扩展和意义的提升,而隐性课程则是隐性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为此,本文从隐性课程入手展开讨论。 一、隐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