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创作中的个体自由伦理叙事

从个体自由伦理叙事的视角考察新生代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创作中的相通之处。个体自由伦理叙事是个人化的、自由的,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解脱出来的、表露个体感受的,并带有叛逆性和民间化倾向的叙事策略。但新生代创作中某些方面的不足．导致其反叛力度的缺失、艺术品味的降低。不过,观照新生代的新作,由此所体现的个体自由伦理叙事的倾向,还是值得称道的。     

试析《喧哗与骚动》之叙事伦理

本文聚焦于凯蒂这一中心人物,运用后经典叙事相关理论,注重读者与文本的交互阐释作用,指出隐含作者对读者层层诱导,一条线上双方共同把凯蒂推向堕落的深渊;而另一条线上读者却维持凯蒂的正面形象.对凯蒂形象的理解最终取决于读者的伦理取位.     

朱利安·巴恩斯与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的叙事伦理之比较

文章以斯威夫特的《日光》及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为研究对象和例证,将两者置于叙事伦理批评视角下进行比较。就两部小说相似的叙事策略、叙事视角、交叉融汇的若干母题及伦理叙事主线中所蕴含的伦理选择等伦理维度逐一进行比较研究,透视两位英国文坛巨匠对当代英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共同思考与探索,一窥两位作家相通、相似的伦理诉求。     

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叙事伦理

《黄金时代》重构了现实之外的彼岸世界,通过对笼罩在生活表象上的意识形态的剥离,凸显出道德雾霭中罪与性的本质,深刻地阐释了人性内涵;无论在整体结构和局部细节方面,小说都有反讽体系的建构,使个体生命的价值诉求在叙事中得到完满表达;作品还特别注重叙事速度、语义轻重方面的调控,获致了较强的节奏韵律感,这一切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王小波小说的叙事伦理。     

“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叙事伦理

“邵氏”黄梅调电影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影坛重要的电影现象,因为其借鉴内地的地方戏黄梅调而显得独特。黄梅调电影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伦理语境,本文主要从伦理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论析。研究发现,整个电影文本呈现出官方道德的集体伦理、民间道德的集体伦理以及女性主体的个体伦理的杂糅状况。黄梅调电影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风靡于港台、大陆内地是与这种内在的伦理机制暗合观众的观影期待密不可分的。     

叙事伦理与拯救的可能--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的一种阅读

作家担负着普遍的道德责任.熊正良在《别看我的脸》中表现了他对于当前道德现状的关注.叙事伦理的引入,使得他的小说更能贴近生命的真实感觉,产生切实的道德力量.在此他与肤浅的道德批判性文学划清了界限.而对拯救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的叙述,在还原道德真实的同时,还拓宽了当代有关道德叙事的艺术空间.     

简论刘庆邦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

当代中原作家刘庆邦始终关注着中原乡土文明。以作家的敏锐感知力,他注意到在现代观念映照下,中原大地的伦理观念的变化,并对此进行了展现和思考。在爱情、亲情、性爱的伦理叙事中,他的小说隐含着叙述者的叙事立场、叙事意指和道德趋向。     

从修辞叙事角度看《大街》之隐含作者的叙事伦理

从修辞叙事角度对刘易斯《大街》中的乡镇社会进行叙事伦理分析,可以看到小说中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隐含作者叙事伦理的另一面：隐含作者显示了其对劳动群众的敬重和同情、对自然的热情讴歌和对乡村医生的良好职业精神的赞美。     

从《狂奔》中父子伦理叙事看苏童的叙事伦理

作家在叙写“父子伦理”这种富含传统文化价值隐喻意义的关系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创作主体“时代性”和“文化性”的价值理念和艺术观念。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父子伦理关系多被简单地叙写成现行历史观主导下的文化象征符号对立模式。而到了苏童处,文本中“寻父”、“审父”和“弑父”的情节显示着创作主体对于父子伦理关系更为人本化和复杂化的叙事探索。     

反讽及其限制——论《围城》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主要追问叙述行为的正当性与叙述话语的合法性。《围城》的立场是反讽。从叙述话语看,反讽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而且还体现在谋篇布局、性格塑造上。从叙述行为看,反讽一方面与讽刺、怀疑、伪装、预言相区分,另一方面对其自身也有限制。这种区分与限制既是《围城》叙事的正当性之所在,也是形成《围城》话语悲剧性反讽的基础。     

黑客伦理的解读与批判

提起网络，人们自然联想到黑客。但要真正认识黑客，不能仅着眼于黑客行为，而必须认真解读黑客伦理。黑客伦理是黑客的化身，是黑客的网络观念和网络行动纲领的集中表现。它其中既包含着可能对网络社会造成破坏的成分，也包含着对网络社会建设势必做出贡献的成分。批判地接受黑客的创造价值的思维方式，以及黑客能倡导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完善网络伦理和树立网络时代的精神。     

浅析《论语》中的慈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慈善事业是以爱人为基础,在自愿之下,向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无偿的物质和精神援助,而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爱人和富民的行为。《论语》中的"爱人"思想具有爱每一个现实中的人的博爱精神,且"爱人"的实现具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实践意识,更具有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欲己欲人的社会道德责任;其"富人"的思想具有"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少收赋税的内容。它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大力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的今天,可以汲取它们的精华,以便更好的发展现代慈善事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叙事与现代汉语诗歌的硬度——举例以说,兼及"诗歌叙事学"的初步设想

探讨语言展开方式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内部的决定性因素。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赋予了叙事以方便,而叙事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则作为钙质甚至骨架而成了硬度的象征。诗歌同样可以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能够建立一门“诗歌叙事学”,则现代汉语诗歌的理论言说将会获得新的锐利眼光和新的广阔天地。     

试析宋代理学的诚信伦理思想

传统中国,诚信乃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道。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复兴,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对诚信极为重视。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不仅为“诚”的内涵作了哲学思辨的演绎,还把“诚”作为维护“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家诚信观的哲理化。     

道德叙事:当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合理选择

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未来工程,也是基础工程。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教育模式的探讨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选择适当的道德教育模式,才能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叙事模式是中西方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它遵循实事求是的道德教育原则,以故事的形式对未成人进行价值观、人生观渗透,使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事半功倍。     

别样的青春：《青春之歌》里的大学叙事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这种讲述方式被当时的读者和评论界接受了。而30年代真实的大学生活真的如杨沫在小说里面所描绘的充满了革命与政治的色彩吗？本文在与另一部讲叙大学生活的经典小说《未央歌》的比较下,试图走近历史、逼近现实。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市井叙事——现代市民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以市井作为叙事和审美对象的市民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正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各阶段以市井生态景观和市俗文化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创作文本的聚合,它通过叙述市井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市俗事像和市俗心理来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它是以市俗的内容和文学的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相结合的方式对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了最充分的形象化的叙事。     

生涩的蜕变--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描述

新时期文学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发生着明显的变迁。即,从对信念伦理转移到对责任伦理的真实书写,从宏大叙事蜕变为个人化叙事,从社群文学滑向休闲文化。这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时代使然,亦是作家对文学、对社会、对自身重新认知的结果。     

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

汉民间乐府叙事诗以其完整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同时由于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叙中插画的叙事特色,以及感事型叙事模式,彰显了我国叙事诗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