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岑参的七言古诗

岑参的七言古诗共有五十余首,在以编指七古而并称的“王、盂、高、岑”四人中,其数量最多。他的创作,据其生活经历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天宝八载出塞前、两次出塞和“安史之乱”后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岑参象唐代许多诗人一样,有过漫游的经历。他有些诗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下了旅途中的生活情景。如《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描写得细致、真切。岑参的这类诗,抓住典型细     

唐代七言古诗论略

七言古诗是唐诗独有的面目。唐人对此一诗体创作上的贡献,是文学发展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初唐诗人立意创新．为七古开辟了道路;盛唐七古,臻于完备,争奇斗胜,各具特色;中唐有了明显的变化,即叙事七古的增多和七古的小说化,各家又有其独特的面貌;晚唐七古减少,名篇寥寥,而叙事性特点仍与中唐相一致。“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复古通变,才能日新其业。这就是唐人七古盛而又盛的重要原因。     

古体诗和近体诗

我国古代诗歌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类。从广义说,唐代以前的诗歌,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和汉魏六朝的文人诗,以及唐以后文人仿照古体所作的诗歌,都统称为“古体诗”。古体诗按诗句的字数可分为下列几种: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如曹操《观沧海》);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如《古诗十九首》);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如曹丕《燕歌行》)。此外,还有字数多寡不一的杂言诗(如李白《蜀道难》)。三言、六言较少见。     

略论庄、屈对李白歌行诗的影响

历来的研究者都公认七古和七绝最能代表李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北宋苏轼早就指出李白诗“飘逸绝尘”(《书学太白诗》)的特点。南宋严羽在以他与杜甫诗歌作比较时,又强调了“飘逸”的特点,并举他的歌行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等作代表。明初高(木秉)重申严羽之说,再次突出了“李翰林之飘逸”是“盛唐之盛”的观点。 李白七言古诗一开始就走着歌行诗的路子。它的直接渊源虽是汉魏六朝乐府诗,却也受了初唐诗人的影响。但李白“瓢逸”诗风的形成,却有更早、更重要的渊源。 一般研究李白的学者,比较注意他尊重《诗经》传统,反对雕饰造作,指出李白诗反映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六朝“绮丽”余波泛滥初唐诗坛之不满和对开创盛唐崭新诗风的要     

从七言古诗看元和诗歌新变

七言古诗最能体现元和诗的新变特色。元和诸人的七言古诗大致源出于初唐、盛唐二体,而有更多的创新变化。以元白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更多继承了初唐体的特色,而吸收了古文、唐传奇的叙事、表现技巧,韵律较初唐体更为多变,语言清丽浅近,叙议俱带情韵。以韩愈、李贺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继承了盛唐李杜的特色,而用古文笔法入诗,更加奔放奇肆,结构也更多变,非律化改造更为明显,语言意象奇诡。     

灵动多变,句调婉畅——盛唐诗人李颀之七言古诗

盛唐诗人李颀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盛唐诗苑各体大备、百花争艳的繁荣时期,时代影响加之个人才情,李颀诸体兼善。其诗体中七言古诗不仅在题材上丰富多样,其体制及篇章布局,亦显示出特有的格调,整体呈现灵动多变,精炼疏宕的特色。体现出李颀独特的诗歌风格。     

浅析苏轼七言古诗艺术风格——以《凤翔八观》为例

《凤翔八观》是苏轼在凤翔任职时所作的一组咏物诗,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抒写了自己的感慨和情志。此八首诗,结构纵横开阖,句式参差错落,并且苏轼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博喻手法和蹈虚手法,为他七言古诗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思想深刻 感情沉痛——《古从军行》赏析

古从军行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过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盛唐诗人。其诗以五言古诗及七言歌行见长,很有特色,流畅奔放,韵味温厚。《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品。     

浅谈七古格式及其他

最近三十年来,写旧体诗的,欢喜用七律、七绝两种体裁,而写古风的却颇罕见。问之则答曰:古风因无格律可循,较难掌握。其实,古风的写作虽较自由,似乎没有什么格律的局限;不过,倘能熟读古人一些名篇,潜心体会,亦非漫无规矩,好象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律可循。清人王渔洋、赵秋谷、翁覃溪等人对古诗平仄,均有著作。虽然这些声调谱不可泥信,但它对于古风的音节,也确有可供参考之处。 最早的成第七古,只有张衡的《四愁诗》和曹丕的《燕歌行》。在这之前,汉武帝的柏梁台诗,只是一人一句、一句一意的联句,且可能是后人的伪作。七古这个体裁,魏晋六朝几乎很少人写。直到南朝宋鲍明远才写了几首七言的《拟行路难》。所以也可以说七古和其     

论《夜归鹿门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夜归鹿门歌》是唐代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夜归鹿门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自己的隐逸情怀。从艺术上看,此诗八句四联,通过多角度对比,诗人表现了自己的归隐之心。     

古体诗和近体诗

古体诗 与“近体”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以前,除楚辞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载,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比较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宋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模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从意象的继承上看《古诗十九首》对曹植诗歌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作为古诗文本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历来诗人对其评价极高,其原因之一在于意象的运用.在艺术形式上,《古诗十九首》通过运用意象对后世诗人创作五言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就是一例,文章通过分析曹植后期诗歌在意象方面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接受,力求达到对二者风格和艺术形式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咏鹅》的教学设计

中国古诗贵在“意境”，“意”就是指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境”就是指诗人所描摹的客观事物。“意境”即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他所描摹的客观事物相结合而达到的一种完美和谐的艺术境界。而能否引导学生进入这个艺术境界，就意味着能否使学生体味到古诗的美，鉴于此，在《咏鹅》这首诗的教学过程中，主要设计了以下三个环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教学设计

<正>【教材分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主题是责任,入选第9课的三首七言古诗,展现了不同时代诗人的情怀,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片赤子之心。《从军行》中有边关将士的豪情壮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企盼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其中唐代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创作于安史之乱末期。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朝廷的军队已经收复了洛阳等地,长达数年的“安史之乱”即将结束,身在蜀地的杜甫听闻这一消息,不禁欣喜若狂,脱口唱出这首七律。全诗八句,开头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     

苏轼七言古诗的结构艺术

苏轼七言古诗的结构艺术张智华苏轼在李白杜甫韩愈之后把七言古诗又推上一个高峰。李重华说：“赵宋诗家，欧梅始变西昆旧习，然亦未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盖今古，观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韩白之长；各体中七古尤阔视横行、雄迈无敌，此亦不可时代限者。”①延君寿说：...     

论盛唐七古对七言古诗诗型完善的贡献

七言古诗在盛唐走向全面繁荣，其诗歌形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发展。盛唐七古的体制呈现整体收缩趋势，内容节制收敛，章法精宕，句式与声律的运用有了更多的自由，也更注重骨力和气势，对七言古诗走向完善与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还活在我们心里似的”

鲁迅认为,凡是伟大的文学天才,总是具有不可摹拟的独创性。他在《不是信》里写道:“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杜甫无论是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和七绝,都有着琳琅满目的独创。难怪白居易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茫万丈长”。天才正表现于他的独创。鲁迅认为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天才,如果将他与古代第一流的伟大诗人比较,杜甫则不似古人还像今人,他“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诗人。     

“鹳鹊”还是“鹳雀”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古诗两首》或《古诗三首》这类课文。“古诗”是个含义非常广泛的词语。广义的“古诗”,泛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所有诗歌作品。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绝大部分是律诗和绝句,但古诗不等于律诗、绝句。通常所说的“古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古体诗是唐代近体诗产生以前除楚辞以外的各种诗歌的统称。包括汉魏六朝各种形式的诗歌,如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六朝文人诗、杂体诗。古体诗的特点是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用韵较宽,句数不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形式。唐朝以后的人仿照古诗的形式所写的诗歌也叫古体诗,一般称为“古风”。     

试论曹丕为部分《古诗十九首》作者之可能性

曹丕是帝王身份的文学家,作品多有流失。《古诗十九首》至今未定时间和作者,然其中有与昔日建安文人在西园聚会相似的描述,且与曹丕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将部分“古诗”与曹丕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属于他的风格烙印。以往学者猜测《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所作,而今“建安说”和“感甄说”混淆,根据曹植是部分“古诗”作者的情况推论不存在的“植甄隐情”。通过逻辑分析,可撇清“建安说”和“感甄说”的关系,论证“建安说”的合理之处。结合“古诗”相关“数据”,从词汇和语境上综合分析,其中几首或为曹丕所作。     

“古诗”含义

“古诗”一词常出现在汉魏六朝人著述中。对“古诗”一词最早下定义的大约要算唐初李善了。他在《文选》“古诗十九首”解题中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后人大都依李注所云。如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解题云:“诗以古名,个知作者为谁”便是。今人则把“古诗”这个概念解释得更完整了。如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认为“古诗”之名是“泛指时代略早而作者失考的诗”。又如马茂元先生在他的《略谈“古诗十九首”》一文中也说:古诗一词“一般地说,是指年代久远、搞不清作者是谁的诗篇。”但“不知作者”与“古”字又有何联系呢?“古诗”一词在最初的时候是否即有“作者失考”的含义呢?我以为清人吴淇的解释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