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任东阳令考——兼谈《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的新发现

戴叔伦是大历贞元之际的一位著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政绩显于一时。《唐国史补》载:“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能受此殊荣,可见其地位非同寻常。叔伦一生为官“清明仁恕”,受到百姓爱戴,“所到之邦,必刻金石”,为他纪载功德。据权德舆《戴叔伦墓志铭》记载:“其阜人成化也,则东阳一同之人沐旬岁之治。”可知他曾任婺州东阳县(今浙江东阳县)令。由于他政绩显著,东阳人民为他立了去思碑,歌颂其德政。宋人编《宝刻丛编》卷十三载:“《唐东阳令戴叔伦去思颂》,唐陆长源撰,李秋寔八分书。兴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建,在本县学。”王象之《舆地纪胜》、佚名《宝刻类编》亦著录此碑,不过其文被收入金石著作,则迟至阮元的《两浙金石志》。 阮元手录此碑时,文字大多已漶漫难辨,故所得残缺过多,文意已不甚明嘹。为撰写学位论文,我查阅《道光东阳县志》(王恩注等纂,道光十二年刊),希望获得些戴叔伦任东阳令情况的记载,不意竟发现该书卷六“名宦”中收有《去思颂》全文,与阮元所录比读,县志不仅残缺较少,而且还可以订正不少阮元误识处。道光县志碑文录自何处不详,承《浙江学刊》编辑部惠示,东阳县志还有康熙时的《新修东阳县志》。据康熙志和各种书目     

试析辛弃疾词风的成因

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且能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豪放词人。作为词坛一大宗师,辛词风格是多样的。刘克庄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词风:“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浓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轩集序》)。《艺概》则称:“稼轩词龙腾虎掷”。陈廷焯又说:辛词“词中之龙”,“气魄极雄大,意境极沉郁”(《白雨斋词话》)。而邹祗谟却云:“稼轩词,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远志     

纳兰性德诗翰手卷简介

1985年承德纪念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前夕,上海图书馆给我寄来两套该馆1961年11月出版的《词人纳兰容若手简》.其后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五辑刊载了启功先生标点的《坚净居金石书画题跋·成容若手礼卷跋》附纳兰性德致张纯修简二十九通.1989年《人民日报》报导,夏衍同志将其珍藏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诗翰手卷》捐献上海博物馆,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当即致函上海博物馆,请求代本会复制.上海博物馆于1990年1月22日复信,并寄来“手卷”复制件.启功先生在《成容若手札卷跋》一文中称:“右成容若先生手札二十九通并诸名贤题跋一卷.武进赵药农教授所藏,愿为鉴定.”启功先生在文中还对手札之二十八、二十九、二     

幽愤悲凉与深婉纤丽——论辛派词“豪放”之外的两种风格

习惯上说的辛派词人是指活跃在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词风倾向豪放!"一派的爱国词人。其代表作家有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历来人们提及辛派词,多以“豪放”一语概括之,事实上,辛派词人的词作不尽是“豪放”,还不乏幽愤悲凉及深婉纤丽之作。辛派词人所处时代的政治局势较此前安定,但靖康之耻及山河破碎的现状仍激发无数胸怀天下的文人“要补天西北”,“不斩楼兰心不平”。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便催生了大量慷慨豪迈、激昂飞扬的词作。如辛弃疾的《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韩元吉的《水调歌头》(和庞佑甫见寄)…     

闻一多的篆刻往事

<正>闻一多先生既是一位著名学者、诗人,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战士。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在美术、篆刻等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上半叶,他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期,为纾解生活困难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以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彰显了闻一多作为学者的硬气和骨气。     

纳兰性德悼亡词注释

悼亡,古汉语中通常指丈夫悼念妻子。悼亡词,就是悼念亡妻的词作。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其妻王弗逝世十年后所作,这首词常被尊为悼亡的典范。纳兰的悼亡之作都写在其妻卢氏病逝到他自己逝世前的八年时间内。所以我们对悼亡词概念界定的依据,应该是内容而不是其它。纳兰在致张见阳信第22札中写道:“亡妇柩决于十二日行矣。生死殊途,一别如雨。此后但以浊酒浇坟土,洒酸泪,以当一面耳。嗟夫,悲矣！”（《词人纳兰容若手简》）“亡妇柩决于十二日行矣”,当指卢氏死后发丧埋葬事宜。纳兰对挚友道出了心里话,他的悼亡篇章正是他这种感情的形象化表现。他的悼亡词情真意笃,感人肺腑。值得我们仔细阅读、认真研究。本文拟将纳兰的悼亡词加以注释,旨在帮助青年同志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当     

论静安词之艺术特色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语见缪钺先生《王静安与叔本华》)。静安并未专注精力填词,其词作数量亦不甚多。计《观堂集林》(卷24)所录长短句二十二阕,以及《苕华词》所录九十二阕,总共不过一百十五首。然而,静安自视其词甚高,他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     

忠于其国,缪于其身——评史达祖

南宋词人史达祖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千百年来历代词论家对史达祖其人其词的评价很不一致，毁誉参半，意见纷繁，有些观点还是根本对立的。请看：毛晋《梅溪词跋》：“余幼读《双双燕》词，便心醉梅溪，今读其全集，如‘醉玉生香’‘柳发梳月’等语，则‘柳昏花暝’之句，又不足多矣。”《白雨斋词话》又卷五：“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章，可以并传不朽。”     

宋词举隅(六)

七、南渡词人公元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国。赵佶的另一个儿子赵构在战乱中自立为帝,对外妥协投降,不实行抵抗,苟安江南半壁河山,史称南宋。在这历史大转变的时刻,有两位南渡词人应该介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宋史》无传,仅在卷444《文苑传》其父李格非传内稍有涉及。又据所作《金石录后序》,我们方能对李清照的生平作一简略的叙述。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作家,《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母亲也能文章。李清照在家庭中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能诗、能词、散文也写得很好。十八岁时和赵挺之子赵明诚结婚,夫妇感情极笃。除爱好诗词,互相唱和外,更喜欢收藏金石图书,共同鉴定题跋,以为平生之乐。丈夫赵明诚     

河东方言语词辑考(续七)

一○一 (扌冘) 《方言》卷十:“(扌必)、(扌冘),椎也。南楚凡相椎搏曰(扌必),或曰(扌忽)。沅涌(氵凫)幽之语或曰挡。”《音义》:“(扌冘),都感反,亦音甚。”《笺疏》:“《说文》:(扌冘),深击也。《广雅》:(扌冘),刺也。……(扌冘)通作揕。《燕策》云:臣左手把袖而右手揕其胸。《荆轲传》索隐云:揕,谓以剑刺其胸也。义与(扌冘)亦相近。”     

元遗山言情词初探

元遗山虽以诗鸣世，但词的成就亦很高，尤其是他的言情词。本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其言情词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一是深曲委婉，缠绵悱恻的相思离别之词；二是一些“缘事而发”、“即事名篇”，大胆讴歌纯洁爱情，深刻批判封建礼教的词；三是一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之作；四是真挚动人的悼亡之作。词人以“亦雄浑，亦博大”的壮词为主，但也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言情佳作，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词人对情的极度的推崇，词人的叛逆精神和当时的形势所迫。     

“虚静”的文艺心理探索——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思想研究之一

一、虚静由哲学向美学、文艺心理学的嬗变最早提出“虚静”这一概念的是老子。他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老子认为,宇宙的本体就是“道”,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的本原;同时,“道”又是认识的对象,并且是认识的最高目的。因此,人们对于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观照都要进入到对其本原“道”的观照。然而在老子看来,“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具有“恍惚”的特征,一般人对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把握起来十分困难(《老子》十四章)。正是为了认识这种“道”,老子提出了“虚静”     

今体诗和词

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论词:“《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明偷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他把《花间》、《草堂》看成词之代表.于是认为“小语致巧”、“丽字取妍”无可登大雅之堂,得出“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的结论.一大棒扫倒历代词人和词这种艺术形式.使后来一些人也称词“闾巷之语”、“俚曲”而加以排斥,影响可谓深矣.     

淡妆浓抹总相宜——浅谈温庭筠词的特色

<正>温庭筠是文人词的开山词人,对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自宋以来,词论家对温词的评价,褒贬不一,而最有权威的是王国维的意见。他在《人间词话》中有三处谈到温词:“刘融斋谓飞卿精妙绝人,差近之耳。”“‘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晶似之。”“温飞卿之词,句秀也。”其实他说的这些意思,早被宋人说的“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见《苕溪渔隐丛话》)两句话讲清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温词     

浅论《战国策》及其文学价值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代一部资料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所辑录,由西汉末期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而成。据刘向《战国策叙录》说,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发现一批战国资料,“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他认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书名是刘向定的,此前有各种名称,体例亦不统一,肯定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近人罗根泽有“<战国策>作于蒯通”一说)经过刘向“以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为三十三卷,十二个国别,今天看到的是:齐策6卷,秦策5卷,楚策、赵策、魏策各4卷,韩策、燕策各3卷,东周策,西周策,中山策各1卷,宋策、卫策合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分为497章。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152年),终于秦始皇(嬴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前后近204年间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发现帛书27章共约1.1万余字,不少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二者可互为参证,具有重要勘误价值。 《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及     

试论温庭筠诗歌的积极意义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关于他的生平,不仅“正史”记载极为简略,就是唐宋笔记虽间有补充,也不够详细。多亏夏承焘先生博采“正史”和诸家笔记,并结合他本人的作品,写出了《温飞卿系年》(收入《唐宋词人年谱》),我们对这位重要作家的一生才有了大致的了解。最近,施蛰存先生又根据《宝刻丛     

读者发言记录

非 常 感 谢 《 语 文 教 学 与 研 究 》 对 我 们 河 南 省 商 水 县 第 一 高 中 的 支 持 和 信 任 , 将 本 期 《 读 写 天 地 》 “ 圆 桌 读 书 会 ” 交 由 我 校 承 办 。 本 期 的 选 读 文 章 是 《 好 日 子 的 成 本 》, 文 章 虽 短 但 意 蕴 丰 富 , 其 中 蕴 含 着 对 人 生 和 生 活 的 深 刻 思 考 。 希 望 同 学 们 认 真 阅 读 之 后 , 分 组 讨 论 , 有 什 么 看 法 和 感 受 , 尽 可 畅 所 欲 言 。 马 新 建 李 晨 光 ( 高 二 1 班 ) 读 了 陈 彤 的 《 好 日 子 的 成 本 》, 不 禁…     

充实善信 悲壮奇丽——岑参边塞诗艺术风格述论

在盛唐著名诗人中,岑参是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一位。宋人许(岂页)说:“岑参诗亦自成一家”(《许彦周诗话》)。虽然主要强调了他的边塞诗“记西城异事甚多”,为“古今传记所不载者也”,但显然包含了对岑诗艺术风格的评论。元人范德机着眼于岑之七言歌行,指出其独特表现方法“为一家数”(《木天禁语》),自然更是从艺术方面说的。唐以下历代诗论家,从艺术风格出发,对岑诗展开多方面评述。历来为人称引目为的评者,一是“奇峭”,一是“悲壮”。着眼于岑诗“奇”的一面的,自殷璠所谓“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始,杜确说参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本集序),徐献忠说他“体裁峻整,语多造奇”(《唐音癸签》卷五引),主要也是“奇”与“峻峭”之意。明人高棅     

曹邺生平考辨

曹邺,晚唐诗人,唐末写实诗派的重要作家,以古风著名当时。其诗自唐以来享誉甚高。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之为“升堂”人物,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于濆传》)称其能于“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之中“返棹下流,更唱喑俗”,明蒋冕《<二曹诗>跋》盛赞“其诗格调高古,意深语健,诸体略备。”近几年来,曹邺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陆续有人对其诗歌进行了研究,但其生平身世,迄今却无专文考订。虽然个别著作和论文间亦论及,然而许多地方却又不无商榷之处。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不揣浅陋,拟就曹邺生平若干问题作一粗浅勾稽,略尽绵薄之力。     

《绥远通志稿·文征》辨误手记

《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第六册卷四十六为《文征》。修地方志而列文征,可以补史阙而丰掌故。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曾说“文征者,即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可见文征于方志十分重要。但是,文征有地域人物之限制、名胜风土之拘牵,而非泛采滥取,需辑文者博览群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鉴别征引,所付辛苦不言而喻。《绥远通志稿·文征》所辑篇章、文句涉《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等史著,旁及《全唐文》《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并猎《三朝北盟会编》《御选明臣奏议》等与绥远地方史事关联紧密之禀稿、条疏,且网罗金石碑刻,如《大夏龙雀刀铭》《敕建绥远城碑》等,可谓博采史书,广事搜求,录以典要。于地方存史、后人治学、行政借鉴均大有裨益。然而,史著用词简而赅,所录文辞不容半点疏误。若一字之讹,必贻害无穷。傅增湘先生以藏园居士为名于卷首作《绥远通志序》。序中说：“校阅之暇,手辑文征。”可知“文征”所载之文,多为傅增湘所辑。傅增湘是中国近代藏书大家、校雠大家。一九三四年曾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出任《绥远通志》总纂。他曾在《〈文苑英华〉校本书后》一文中说：“独于古笈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