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援助的人文理性:基础教育援助的价值取向

国际教育援助的对象群体往往是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贫困群体。因此援助规划是否能够直接作用于受助对象,满足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关心的焦点问题。基础教育援助作为国际教育援助的一部分,是其他层次、类型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基础教育不仅被纳入到发展援助的整体战略框架之中,而且援助界通过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来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较之传统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援助倾向,基础教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领域,其原因在于基础教育援助与教育扶贫的人文理性认识紧密相关。     

对战后美国发展援助的几点思考

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援助,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随着国际形势及美国外交战略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考量外,美国的主要出发点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塑造受援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援助体现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恰当运用这一实力,可以很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并有助于加强本国的软实力;反之,则会造成国家软实力的流失。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突出体现在发展援助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民主援助逐渐成为美国发展援助的重点。     

试论印度对外教育援助的组织及对国际关系影响

印度作为世界援助体系中的新兴援助国,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变,形成了以伙伴发展关系管理局为顶层协调管理机构、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教育援助项目为主体、以特定区域为对象的教育援助空间、以多样化教育援助方式为特点的对外教育援助体系。印度通过加强教育合作,提升了对周边区域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加大教育交流,传播了印度本国语言和文化;通过建设教育枢纽,提升了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印度对外教育援助取得了一定成效,获得了教育援助角色的国际认可与受援国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但也面临对外教育援助缺乏整体设计、长远规划、持续动力和援助层次单一的问题。     

后冷战时期东西方矛盾变化的新趋势

后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仍是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东西方在国家利益、人权。民族、意识形态等领域有着许多矛盾。由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加之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的作用,因此,后东西矛盾与冷战时的东西矛盾相比,有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     

浅析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对外教育援助评价制度

在提高对外援助效果这一国际潮流的推动下,各捐赠国越来越关注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并积极完善本国的教育援助评价制度,以实现对援助项目的有效监测和评估。经过一元化改革后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扩大了评价对象和目的,导入了成果主义,完善了外部第三方评价,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内外部评价体系。     

美国《1961年外援法案》初探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已经不仅局限在军事实力的较量,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成为其争夺的焦点。对外援助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肯尼迪上台后,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制定新的《对外援助法案》,把外援重点由军事援助转向经济援助。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为开端,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九十年代国际经济环境与我国的对策

九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将产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苏联的解体与华约解散,标志着“冷战”时期“雅尔塔格局”的终结,东西矛盾将让位于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谋求经济的发展将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一个多极化、区域集团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即将形成。面对九十年代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采取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评析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上台执政,开始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1947年实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国家进行重建援助,1949年出台＂第四点计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援助。但是对于后院拉美国家,杜鲁门政府却背弃了战时罗斯福总统经济援助的承诺,推行＂克莱顿计划＂,以自由贸易、自由企业、自由投资为主,辅之少量的经济援助。但是,美国对拉美国家并不是一概论之。其中,墨西哥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援助,这有别于其他拉美国家。杜鲁门时期的拉美经济援助政策,基于冷战大格局下美国对拉美的战略定位,服务于美国国家经济利益,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政策的基调。     

冷战后日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基本走向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冷战时期长期维持的两极体制彻底瓦解，各种力量在不断分化组合，各大国关系也在加紧调整，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日美关系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一对重要关系。近年来事态发展表明，日美关系出现许多新情况，发生许多新变化。本文旨在分析冷战后日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特点，引起变化的原因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等。     

中国国际援助事务话语权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

当前主导性的国际援助模式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主导形成的。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对外援助事务,但在当前国际援助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不足,并因为自身援助理念、范式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而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批评和指责。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援助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援助事务,参与国际援助规范和议程的设定工作;加强对自身援助工作的有效宣传;改革对外援助理念、政策和机制,从而改善援助效果,推动新时期中国援外工作的深入发展。     

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Development Education Revisited: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Until the mid-1980s, New Zealanders were progressing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and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world poverty and injustice. However, the arrival of more multinational aid agencies and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for the donor dollar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conservatism in the development debate. This has coincided with the imposition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New Zealand 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connections between poverty and powerlessness, and parallels between the growth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t home and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the wealthy agencies conceal these parallels and promote aid responses based on charity. This excludes from the development debate the increasingly marginalised sectors of New Zealand society and undermines th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essential for building strategies for change.     

《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的武力使用问题探究

二战后,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成立了联合国,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写进《联合国宪章》,并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限制武力使用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但由于受到大国强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国际法准则不断受到挑战,尽管如此,《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各种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则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因此,未来国际社会应继续强化《联合国宪章》在限制武力使用方面的监督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日“宣战”问题分析

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渐侵入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七七”事变后长达近4年的事实战争中,中国没有对日宣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处于非战争状态,然而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战略的考虑,利用这一国际法律规则,在抗战初期的困难局势下,积极争取到国际同情和援助的手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是出于对“宣战”所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的考虑对日宣战,以便在战后赢得胜利成果。     

对伊拉克战争的政治军事分析

从政治和军事两个视角对伊拉克战争分析认为：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与1991年海湾战争迥然不同；第六代战争初露端倪，震慑战初显成效；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第一场“新帝国主义战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态势，多极态势在曲折中也有所强化，从而加剧了单极与多极之间的斗争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较量；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先发制人”战略方针的首次尝试，开创了“先发翻人”的恶劣先例，严重冲击了国际法体系的基础，损害了联合国权威，但联合国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重划中东政治版图，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导致大国关系的新一轮重组。     

以交换观试看联合国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

交换范围的国际性扩大,必然要求国际性的社会交换秩序,进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又必然推动解决矛盾的责任主体的＂一体化＂,即推动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体化＂的发展。成立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组织保障,承担着规范国际交换秩序的政治职责,实质就是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就是国际一体化的政治实体。联合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成立＂联合国政府＂。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国际安全等问题,实质都是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政府性职能的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努力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实质就是要发挥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建设＂,必然是加强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建设。     

非洲贫困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殖民统治确立以前,整个非洲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相当落后。文章认为,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奴隶贸易和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独立没有改变非洲贫困落后的面貌。特别是在结构调整改革以后,非洲贫困化的状况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了。尽管从"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非洲各国的贫困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前景仍不容乐观。     

1952—1972年间日英两国对华策略探析

日本在二战后的对华问题上,往往希望借助于英国的力量,对美国施加影响,从而与中国保持和发展来往。在50年代,虽然英国和日本一样,对美国过度限制对华贸易的政策不满,但是出于害怕日本中立化或“共产化”的担心,更出于美国的压力,英国并不想为日本火中取粟。60年代前期,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同时由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势力迅速地衰退,英国不再以世界大国的心态居高-陆下地去看待日本的对华政策。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由于两国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利益关系不同,导致两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做出不同的抉择。     

冷战后台湾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地缘战略作用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祖国统一原本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必然引起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台关系不仅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下降，反而不断得到提升，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美国之所以在冷战后不断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根本原因之一是台湾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在冷战后美国对华关系中有着深刻的地缘战略作用。     

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