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七子文学主张及李、何之争

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明代前后七子掀起的文学运动,影响到弘治、正德、嘉靖近百年明代文坛,一浪推一浪。正如《明史·文苑传》说:“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檀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这些记载,说明了前后七子掀起的文学改革运动声势和影响之大,但对于这一文学流派及其理论主张,过去多数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都说成是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有些还说什么“他们的作品都是‘古人的影     

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

对于复古,何景明与李梦阳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在对文学史检讨与批评的基础上,何景明提出了典雅与流转结合、写实与寄兴结合的文学创作准则;何、李的复古目的在于“改制”,一方面是要改变八股时文,但更主要的则是借秦汉、盛唐的文学精神使沉寂的明代文坛重焕光彩,恢复活力。但何、李二人虽同是“复古”的倡导者,由于二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追求,使得何景明无法恪守李梦阳的古“格”与古“调”,而更倾向于“登岸舍筏”,力求摆脱古诗人的规范而加以创新,致使二人取舍异路,产生了分歧     

关于“何大复年谱”若干问题的考证

何景明(公元1483——1521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别号胎簪子,不常用,河南省信阳市人。 何景明是明代前期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批评,诗赋文章,样样皆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与李梦阳发起并领导了明代前期的文学复古运动,开一代文风,领一代文学风骚,成一代文宗;成为明代“前九子”的领袖人物,与李梦阳并称“何李”或“李何”;也是明代“十子”之一;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又有明代“弘(治)正(德)四杰”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何景明的文艺批评思想,诗赋文章,为历代批评家所注目,自明至今,对其批评的著名学者,不下二百家。     

康海文学思想初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虛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文学复古运动”的过程中,至正德年间却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拟古;何景明则倾向     

何景明与李梦阳

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何景明与李梦阳并称大家,声震诗坛,雄视天下。二人以复兴古道为己任,“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王廷相《大复集序》)推波助澜,形成了整个明代最有声势的复古潮流。流风余韵,不绝于后;从明中期到明末期,绍述者大有人在,改朝换代至清初,其影响仍存。 何景明、李梦阳之前,主明文柄者为李东阳,李东阳因位居宰辅,故天下向风。“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不道。”(《明史·李梦阳传》)弘治十六年,何景明在京造访已“以文章雄视都邑”的李梦阳和边贡,“语合”而相得甚欢。(见     

李何论争的明代言说述评

李梦阳和何景明的论争,明人大多认为是李欲压倒何而发动了论争,带有文人相轻的性质;对李何的论争观点,从文献反映的角度看,袒李派占了上风,比护何派和中立派都多。从中可见明代中晚期文学热衷复古而警惕师心的浓重风气。     

从李何文学论争看何景明的文艺思想

何景明和李梦阳曾对文学复古问题发生过争论。大致说来,李梦阳与何景明的争论焦点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法",一是诗歌的体貌风格。何景明不像李梦阳那样主张"尺寸古法",而提出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最终"舍筏登岸"自成一家,强调学古为手段,目的在于独创。在风格体貌的追求上,李梦阳追仿古人的"格调",一味追求雄奇豪放而有流于粗旷之嫌;何景明主才情,他的创作风貌趋向于俊逸秀丽一路。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文学论争虽然有意气之争的成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人的文学主张。对二人的文学论争进行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前七子"文学主张的复杂性和何景明的文艺思想有重要意义。     

李梦阳诗学思想的尚法观

明代中叶,文学思想颇为活跃的文坛上,李梦阳以文学复古主义而著称,诗文复古主张无疑构成了他诗学思想的外部标志;但是,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既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由来已久的复古思想的机械重复,也不单纯强调一种创作技巧上的要求和取向,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依据,这就是李梦阳诗学思想中的尚法观。尚法观与诗文复古主张的结合,确切地说,诗文复古主张植根于尚法观,使得他的文学复古思想与前此一般的复古论     

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

明代“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与何景明曾发生过一次文艺思想的论争。这场论争一直引起后来学人的注意。但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记载,以至后人对其论争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或云“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或云在正德五年,也有折衷其二者,认为“名成之后”的诋諆 ,即是发生于正德五年的笔战。弄清楚李、何争论发生的确切时间,对于研究何景明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乃至进一步研究明代“前七子”及正德年间诗文发展的情况,都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对李、何论争的时间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李梦阳与中州诗风的演变

李梦阳以复古相号召，不仅开启了有明一代中州诗风，带来明中叶的诗文之盛，而且对其后中州诗文的走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先是开封、信阳作家群蔚为大观，继之则有“后七子”张扬复古，绍述李、何，明清易代之际，中州诗文再兴，亦以李、何为旨归。     

复古思潮视野中的文人现世情怀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次复古思潮可以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不论是文史哲一体的先秦诸子时代孔孟对尧舜禹等古圣先王的追慕、老子对远古社会的向往,还是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古文运动,抑或是李梦阳为代表的明代七子文学复古思潮,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浓郁的现世情怀。复古,不是回到过去,是为了通今。古为今用,切中时弊,除旧布新,才是文学复古思潮的旨归。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衰深层原因探析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开始,经过唐宋派的冲击后,其间出现了中衰,但终于又在嘉靖中期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中继续进行下去。从其中衰的现象来看,包括"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消歇、唐宋派的冲击以及"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兴起这几个现象。要分析明代复古运动中衰的原因就不得不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探析。在探析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明代理学的演变与文学复古

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何兴起,论者多认为缘起于反台阁体文风。诚然,反对台阁体,确实把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出现,且又能延续数年之久,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当我们把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与理学在明代的演变放在一起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正是随着理学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本文旨在通过展示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发展历程,从中看一看理学在明代的演变对这一复古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

明代散文的发展,有过几次变革。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复古”或“拟古”,是较早的一次。当时影响很大,后世议论纷纭。直到今天,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对于“前七子”这样的流派,尽管并不论述他们的文章,却总要援引他们的主张,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类从而论定其得失功过。至于这些作者的文章究竟怎样,具体的揭示尚少。不要说七子,就连为首的李梦阳、何景明这样有代表性的作者,过去的研究也还不够。我想,对于一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探讨,对于一个流派得失功过的评价,不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不从个别的分析作起,是很难得到确凿的结论的。这里想从“前七子”之“复古”,简略谈谈七子之一何景明的文风。     

论明朝诗坛复古的呈说方式

明代文学基本围绕复古和反复古来相互推进,复古浪潮的空前激烈,纵然有朱元璋建立政权、恢复汉制的政治原因,也有思想界严羽"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倡导。然而如果从学古的方式上细分之,则可分为以李梦阳、李东阳为代表的"形式复古"论,和以方孝孺、何景明为代表的"通变复古"论。     

何景明与教育

何景明聪慧早成,勤奋好学,读书必至夜分以为常,与人讲读终日不倦。十六岁中乡举,二十岁举进士,授中书舍人。德行纯明,志大行坚。尚节义,鄙荣利,有国士风。何景明一生事业,一是文学,二是教育。早年从事诗文写作,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领袖,并称＂何李＂。晚年任陕西提学副使,致力于教育。＂略去词章＂,多有实绩。其教育思想与业绩及学术观点与实践,至今仍给我们以珍贵启示。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的形成背景和意义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是针对复古创作实践中“格”与“情”如何兼顾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与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诗论相比较，“因情立格”诗论为当时的复古创作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略论李梦阳诗文理论的矛盾性及其影响

在论述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时候,如果把它的滥觞期和稍后的先驱者略去不论,那么这一文学运动开始的标志便是前七子的粉墨登场,李梦阳是前七子的盟者,也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①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文人,李梦阳信奉儒家“言志”、“抒情”的诗教说,看重文学的功利作用,即文学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李梦阳生逢封建政体渐趋衰微没落的明代,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他希望朱明王朝能像日行中天的汉唐盛世一样再度兴盛,他所进行的文学复古活动正是从这个方面着眼,力图使诗文重现秦、汉、盛唐时的风貌并以之教化民众、补察时政.李梦阳说:“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元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3）李梦阳把楚骚、汉赋、唐诗这些盛世的文学样式视为明代以前正统文学的文体典范,而宋代随着封建体制衰落不振,他于是就认为“宋元诗”.这段话还透露出“格调派”的主张“格古”、“调逸”以及与之不相容的“情以发之”的思想.     

杨一清在明代诗坛上的地位

作者认为，杨一清诗宗唐学杜，在思乡、咏怀、忧时、写景、友谊等方面都有佳作。其诗内容丰厚、感情真挚、风格多样。他与李东阳同为明代中叶以复古为旗帜进行诗歌革新的先驱性人物，直接影响了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在明代的诗坛上应有一席之地。今本文学吏无他，不够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