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权的限度分析

一、教育分权的有关问题 教育分权是指"现实背景中的规划者决定教育中的哪些要素(如资金、聘任、课程开发)可以分权,以及把权力分配到哪个阶层(地方、学区还是地方、学校)".[1]在实行教育分权改革的国家,教育决策权正由中央一级下放到地方、学校、教师社区和家长手中.这种分权主要强调权力的多中心,即社会、政府、家长、学校共同参与教育管理;市场机制的引入,用市场机制打破官僚机制,利用私人资本解决教育财政危机,提高教育质量.欧美各国实行分权的原因主要有:教育财政困难,利用私人资本帮助国家解决教育资金问题是许多国家进行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分权化的初衷;追求卓越教育,"在欧美各国,学校教育传统功能的低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的教育改革的重点是要恢复和改善学校教育的传统性功能."     

试析教育分权

教育分权是各国对公共教育进行体制重构而“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权是解决公共教育的“良方”，可以“抄用”并具有普适性。由于各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教育分权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所显示出的极大差异性，不论是教育分权的缘由，还是教育分权的内容和效果。这些都会对正在进行教育分权或准备进行的国家，尤其是教育决策层以启迪和警示。     

简论教育政策的限度

所谓教育政策的限度，简单地说，即为教育政策选择的范围或影响教育政策的各种因素对教育政策制定与选择的规定。教育政策是规范和指导教育活动的重要手段，人们总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政策去解决教育问题，实现预想目标。然而，教育政策是有限度的，把握这一限度既是政策科学化的前提，又是充分发挥政策效力的保障。虽然，关于教育政策的限度问题尚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在相关学科或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政策科学等，限度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教育政策实践中与教育政策限度相关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将从教育政策的能力…     

教育分权与大学自主

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是当今政府在分权政策指导下对公立大学进行改革所达成的共识。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对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身逻辑的一种观照。但就实质而言,政府在分权政策指导下对大学自主的定位是为了摆脱目前的财政危机,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市场本位,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与学术本位的大学自主存在着内在冲突。     

教育分权内涵再探

教育分权的内涵可以从其客体、授权主体和受权主体三个方面做出新的阐释。教育分权的客体是隶属于第三部门教育领域的一种公共权力,它包括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学校自主权。教育分权的授权主体与权力来源主体一样,都是政府。消解政府在公共教育权力配置中的垄断地位,重新定义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行为范式,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迫切需求。教育分权的受权主体是社会与学校。从社会角度来讲,主要考虑建立市场参与教育事务的运行机制;从学校层面上讲,主要考虑赋予学校自主权的问题。     

关于“教育分权”

教育分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公共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同理念和实践策略。教育分权与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倡导的市场机制、民营机制密切相关。同时,这种通过市场进行的分权还与新公共管理等倡导的绩效管理、目标导向管理等理念相关联。教育分权有两个基本方面的含义。     

选择教育的必要与限度

一、选择教育的含义与特征这里所说的“选择教育”,是指对学校教育的内部选择(择教),与对学校教育的外部选择(择校)相对应,关注的是校内教育需求与教育活动的匹配性,通常是以对指导教师、学习班级、学科层级、课程项目、教学组织、社团活动和发展空间的选择为特征的,有的还借助积点学分制管理。像华中师大附中在1996年秋季开始实行的“素质学分制”,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1999学年度开始尝试的“走班制教学”,以及广州市为推进“新课程”而从2004年秋季起在普通高中普遍推行的学分制改革,就都属于此类。按照国内这些选择教育实践的先行者自身所…     

论教育政策的效率限度

教育政策的效率不但与政策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比例有关，还与政策的目标有关。教育政策的理想效率就是用最小的行政成本达成政策的目标。然而，教育政策效率的发挥是有限度的。在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本身的价值选择、政策执行主体的差异性和政策背景的关联性，教育政策的效率总是受到制约。其实际效率也总是低于理想效率。     

教育民营化的背景及其限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民营化风靡英美,短暂的20多年后又传遍了全球。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有限政府理论为教育民营化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教育危机的现状直接催生了教育民营化。民营化不等同于完全市场化,教育民营化必须保持适当的限度。     

教育市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于教育能给学习者带来巨大且明显的回报 ,原先由政府包办并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的教育 ,正在出现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 ,教育市场初见端倪。市场的介入使中国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此同时 ,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人们在逐步认同这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合理性的同时 ,开始对切身利益的得失越来越具有敏感性 ,并成为对社会现实满意程度的一个重要评价尺度。消费文化向学校领域的渗透正在引起一系列的教育伦理问题 ,由于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益而不是公益 ,如果缺少对教育市场必要的限制 ,则对于私益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序状态 ,甚至改变教育的公益性质。因此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 ,单纯依赖市场渠道不能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 ,必须对市场的介入作出必要的限制     

论教育政策评估的限度

教育政策评估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既与外部政策评估制度有关,也受教育政策本身所带有的那些内在限制性因素的制约。要缩小教育政策评估的限度,应构建公众评议教育政策的平台,保障公众的表达权;沟通多种角度的评估,缩小不同立场的局限;全面评估政策的各种可能效果,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大数据教育应用的限度

大数据助推教育变革,前景广阔,但并非万能,而是具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对大数据教育应用的限度进行必要的反省,有利于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合理运用和发展。本体限度、认识限度、价值限度和伦理限度构成了大数据教育应用中的几个最基本的限度。本体限度是指教育大数据从本体意义上讲并不能等同于真实完整的教育世界;认识限度是指大数据作为认识教育的新视角存在一定的缺陷;价值限度是指教育大数据的工具性价值并不能涵盖教育自身的育人价值;伦理限度是指大数据应用于教育除了受制于技术自身的逻辑外,还必然受到伦理的规限。     

论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能力是有限度的 ,政策能力受到来自政策领域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政策能力所能及内容的范围 ,二是对同一内容政策调节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教育政策 ,作为调节教育关系的重要手段 ,既具有一般公共政策的特点 ,又具有自身特征。     

论教育有限度产业化

“产业”质的规定性在于“生产性”和“产业运营性”。由于还不具有完全的“产业运营性”,我国教育还不是一项完全意义上的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今天,教育具有“(一定的)产业性”和“事业性”的双重属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在政策取舍上我们应该实行教育有限度产业化。     

财政分权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随着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会被“稀释”,巨型学校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因而巨型学校根本不可能有效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巨型学校之所以能够形成,实质上是政府推动和学校逐利这两者“合力”作用的结果。     

财政分权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有助于当地居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但这是以许多前提假设为条件的。通过考察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历程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发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制度使得我国并不存在满足蒂波特模型的条件,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地方政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效率,也没有促使当地居民参与到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决策制定中去。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资金上的困难。因此,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在联邦制下无法发挥的协调作用,调节不同地方政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促进地区间中等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满足不同地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     

"教育分权"的类型研究

教育分权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实践,有关"分权"的理解与分类众说纷纭。分析前人的成果,教育分权可归结为5种基本类型:教育权力在政府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的分散、分享与制衡;政府对学校放松管制,让学校自主办学;教育权力从政府部门向社会领域的分散、转移;学校管理中对教师的赋权;扩大家长的学校选择权。     

政府教育分权与高等学校自治

随着高校法人地位的确立,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正在从传统的内部行政关系转变为外部行政关系,新公共管理思想和第三部门理论的兴起呼唤着政府公共权力的重构和教育分权。本文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对政府与高校新型关系营造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并试图构建出高校自治新模式.     

理性审视“教育分权”

“分权”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全球性主题，然而，对于教育分权及其有关实践需要进一步予以理性审视。实践中，分权并非与集权构成相反相成的平衡关系，教育分权易导致政府义务和责任的失衡，并不必然促进教育民主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