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一个理论失误

金庸先生说：“中国近代新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写的外国小说。”又说：“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金庸先生这段高论如果成立．巴金、茅盾、鲁迅都要被赶出中国学史。“中国近代新学的小说”，都将变成外国小说，一部中国新学史也就变成一部武侠小说史了。金庸先生的失误一是混淆了借鉴和创造的关系，二是狭隘地看待中国学传统，三是不敢正视武侠小说的穷途末路。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

中国近代作家获取日本学经验的自觉努力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注于异域。学经验”的“革命”却付出了规避生存实感的沉重代价，于是，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热烈场景之中，中国小说艺术本身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一学史的重要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重新估价生存“体验”之于中国现代学发生的意义。     

阿Q生前身后事──中国小说农民形象价值判断散论

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主流是现实主义，那么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是伴着农民被视为独立的“人”的意识而日益趋向成熟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不能不把目光凝聚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大染缸里饱受其苦的农民身上。农民形象从古代跨过五四，在小说中已发生质的飞跃。现代作家对农民形象有了全新的价值判断，他们以农民为解剖对象，给近代以来屡遭凌辱的腐朽不堪的封建制度以猛地一击。自近代及“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小说地位的空前提高，小说应表现人生的理性认识，“言志”与“载道”两种封建正统文学观…     

论澳门小说的文化属性——兼论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

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化背景,澳门的小说创作显得有些“贫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澳门学形象的建立。而由于化上的内在一致性,澳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创作观念上,澳门小说强调学的教化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中国传统学一脉相连。小说所表现的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也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化底蕴。     

历史与小说的颉颃与冲突－李Jie人的“大河小说”思想艺术成败谈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丛林中，李人的“大河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中国第一部超长篇连续性现代历史小说，展现了近代中国由传统 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最初转型，具有文学、史学等多重文化价值。本文就其小说中历史与小说的冲突谈思想与艺术上的成败得失。     

试论"教化为先"的文学传统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将这种影响具体化的表现则是小说理论中“教化为先”的学观念。“教化为先”的学观念产生较早，但直到宋元以后这种观念才深受人重视。要求小说为教化与政治服务，是当时为小说争一席之地的无奈之举，小说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这种学观念对小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多数作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创作出与社会人生休戚相关的作品。另外，“教化为先”的作家所宣扬的儒家伦理观念，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包含有人性的合理内涵在内，尤其可贵的是，人在教化世人时，在表面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背景下，还提出了新的伦理规范。这些方面显示了“教化为先”的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正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主题的规范化，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叙事结构的目的化方面。这些消极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甚至导致了某些学体裁（如拟话本）的灭亡。     

再论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说

近代维新派论家裘廷梁,在“界革命”中率先提出“崇白话而废言”口号,配合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主张近代学话语转型的倡导,对中国近代学话语的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崇白话而废言”说,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理由,为近代白话理论奠定了基础, 为近代艺美学初定了学语言的审美取向－以通俗简易为美。这是近代学的语言学美学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谈中、日私小说中的“自我”

在与中国新学相关的外国学中，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私小说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具体例证，本分析了中，日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并揭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简论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与近代小说创作一样,是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中发展迅猛、成绩显著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带着西风欧雨的信息,突破了中国小说理论长期停滞在序、跋、评点的形式局限,使小说学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形成具有中国近代时代特色的小说理论休系,对当时的小说创作起着明显的指导作用,对五四以后小说的繁荣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

从中国封建社会“四部之学”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的转型 ,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结合晚清“西学东渐”及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着重探讨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转型的进程及特点 ,并分析了其对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意义及影响     

《浮云》作品中的社会现实性

明治20年，政治小说和主张拟古典主义的“红露学”几乎占据了日本坛的主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真正的近代小说很难在当时的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二叶亭四迷发表的长篇小说《浮云》，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和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给当时的日本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极大地唤起了国民的新的学意识，确立了作在日本近代学史上的鼻祖地位。     

“诗之史”与“史之思”的双重聚焦——从黄遵宪“诗界革命”说透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国近百年历史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代性反思，可以黄遵宪等人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学和中国学史，尤其是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由此即可对“20世纪中国学”等观点和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把古代、近代、现代学视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前进运动。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新时期小说中的荒诞意识缘于对“文革”的反思，表现荒诞意识的方法可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西方荒诞意识不同，新时期小说中的荒诞意识带有中国本土色彩；荒诞意识最终被默认，在新时期小说中经历了从问题到背景的转换，新时期小说不得不用日常生活来抵抗荒诞，这同时也意味着荒诞意识的“消失”。     

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老舍小说与“文化寻根小说”之契合点

80年代的中国坛，呈现出色彩纷呈，多元共生的局面，“化寻根小说”即。是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学现象。1985年前后，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在报刊上撰，倡议、宣扬有关化寻根的主张，并以他们的创作阐释其主张，形成走红一时的学潮流。笔认为，老舍虽早于“化寻根派”作家数十年，他的小说也没有冠以“化寻根小说”，但老舍实为中国现代学史上开“化寻根小说”风气之先的第一人。     

"X热"和"中国的X"

汉语中出现的繁多的“X热”其实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反映；“X热”和“X风”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的价值评价不一样，在意义和感情上还有所区别；“中国的‘X’”既是近代中国颇为流行的一个惯用语，也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价值，也有问题；一个人，一个工厂，一个单位，一个国家，都应该有健康的心态；“热”和“风”的出现要受到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发展的方向的影响。     

"经世致用"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本文从早期现代化的视角入手，探讨“经世致用”传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近代转型的关系，揭示了“经世致用”传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是实现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重要的内在精神动力。     

论许地山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多苦”意识

从佛教的角度关注现实，体现人生的“多苦”意识，是许地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本在对许地山小说创作“多苦”意识的成因、具体表现以及“多苦”意识与佛教中的“多苦现”之根本区别的论述后，指明了作家坚韧执着，积极向上、奋斗不懈的求存精神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艺术感染力。     

近代狭邪小说分期诸说平议

近代狭邪小说上承古代“世情”、“人情”小说叙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社会小说创作，在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有承传递进之功。自鲁迅先生首倡狭邪小说研究以来，关于小说分期问题的争论不断：三阶段论以鲁迅先生的“三变”说为蓝本，强调文本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契合度，将狭邪小说分为溢美、近真、溢恶三个阶段；在文学研究多元展开的大背景下，两期说应运而生，在综合考量小说内容、艺术风格、作家身份、传播方式等文本内外因素的基础上，认为近代狭邪小说实为前、后两期。分期上的歧见，表面看来是研究者学术视野与研究取径的不同，实则缘自于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究其根柢乃是对近代狭邪小说特质的认知差异。     

论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

中国近代小说是近代政治影响下发展繁荣起来的,小说观念从“小道观”到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同时,其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这种观念又延缓了小说的成熟,使之成为政治的扬声器,造成小说对“人”的轻视,对“个性”的忽视。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也同样影响着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词学主体性理论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突出了词学主体性意识，他通过“词心”——“词境”以强调创作主体性；“缔构”——“俱化”以强调欣赏主体性；“重、拙、大”以强调批评主体性，使其词学和词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初步形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词学主体性理论，既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总结，又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启迪，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