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之后的抉择——比较《玩偶之家》与《伤逝》中女主人公悲剧的异同

娜拉与子君是易卜生、鲁迅两位作家分别在其作品《玩偶之家》、《伤逝》中塑造的个性鲜明的两位女性形象。两位作家身处两个国度,其写作背景、写作风格、文化色彩等都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就是在这国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背景下,两位作家都借描写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表达女性的悲剧,进而揭示出两位女性在悲剧过后的不同抉择。娜拉与子君都有着善良而诚挚的心,对生活充满无限热爱,但是在爱情受到考验的时候,她们的丈夫都暴露出了自私、冷漠的真面目。面对爱情的背叛,娜拉与子君也都愤然出走,但是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反抗方式。娜拉可以称为"妇女独立宣言"的代言人,她不但通过语言,而且用决绝的行动发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呼声;而子君则是一个勇敢而悲壮地倒在女性革命征途中的女战士,她默默接受,不加选择以至于被人所弃甚至丢掉性命的结局。本文通过对娜拉与子君的比较,剖析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以及对读者的启示。     

郭沫若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比较

挪威的易卜生和中国的郭沫若,都是现代社会妇女解放的杰出歌手,他们的剧作都颂扬了争取解放的娜拉.但由娜拉形象所显示的妇女解放真理,有共性也有个性.具体表现为两国女性共同追求打碎男性中心社会的枷锁,做独立的平等的有本事的人;而两国女性在谋求解放中,对人生旨趣的认识和反抗方式的选择则有区别.     

“走”与“留” “爱”到“悟”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和19世纪70年代的挪威,分别出现了一位反抗封建礼教、宗教法律的女性形象,这就是《雷雨》中的周繁漪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她们都是“精神反叛”的典型。她们同为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一个生活在貌似有尊严有秩序,实为冷酷专横的封建式的资本家的家庭里,一个生活在看似欢乐和谐、实为虚伪自私的银行职员的家里;一个在两代人的欺侮下就要闷死、渴死的时候,一个在两代人的脉脉温情中被突发事件震醒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控诉与抗争。之后,繁漪在雷雨中将爱与精神共同毁灭,而娜拉则抛弃了玩偶之家,坚决出走。     

诗意“玩偶”——对《玩偶之家》的重新解读

《玩偶之家》这部剧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国人阅读接受该剧的基本立场是把它奉为妇女解放的经典,而《玩偶之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绝不在此。剧作成功塑造了一个天真单纯、充满爱心、富有诗意的可爱的女性形象娜拉,展示了人物真实而丰满的心理轨迹,反映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问题,而非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     

"娜拉现象"与《雷雨》

“五四”运动初期，易卜生及其剧作《玩偶之家》以及作品中主人公娜拉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娜拉”式的具有全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现代新女性形象涌现出来。在中国，创作思想上与易卜生相通并在创作上得到易卜生创作真髓的是曹禺。《雷雨》是曹禺写得最好最成功的剧作之一。《雷雨》与《玩偶之家》从创作思想、作品中矛盾冲突到思想内容、人物形象都有相通之处又各具艺术魅力。两部剧作都各自着力塑造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繁漪是个失败的娜拉。《雷雨》是话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繁漪和娜拉的对比研究

繁漪和娜拉分别是我国著名作家曹禺<雷雨>和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著名的两个女性形象.易卜生创造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对中国作家和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玩偶之家>中的新女性形象--娜拉,她的出走震惊了全世界.激起了无数妇女为争取个性而进行反抗.当她随着作品传入中国,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曹禺先生在其代表作<雷雨>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位觉醒的"娜拉"形象--繁漪.作为娜拉反叛精神的一种后继者和追随者.繁漪和娜拉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上的新女性特质.但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就决定了繁漪不可能是娜拉的"翻版".本文拟从分析两人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入手,从而让读者对这两位经典的反叛形象有更深刻的了解.     

“五四”前后的新女性形象

“五四”前后一批作家所表现的新女性形象,探讨了妇女解放所走过的一条在曲折中前进的道路。从早期的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到虽然软弱却依然举起个性解放大旗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再到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走上真正的妇女解放道路的女性形象。说明五四前后是"一个风云变幻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众多女性形象的时代。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人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人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安娜·卡列尼娜与娜拉的比较分析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和《玩偶之家》里的娜拉都是在追求人格独立、呼唤妇女解放的社会背景下诞生,她们大胆追求爱情、勇敢争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和权利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当"爱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宰女性命运之时,无疑也埋下了悲剧性结局的种子。将二人命运轨迹与近现代女性觉醒之路相联结,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她们爱情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原因,对现代女性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幸福的爱情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三个疯女性:妇女文学中的一曲悲歌

欧美文学史上三位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女性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写进了一位疯女性,这就是活跃于十九世纪文坛的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她们分别在《安吉堡的磨工》、《简·爱》、《黄色糊墙纸》中,塑造了布芮可里伦、伯莎·梅森和身为人妻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我”的形象。这三个疯女性的出现,决不是出于女性作家的“奇怪的幻想”,也不是因为“情节剧式的夸张格调”的需要,而是妇女解放的历史要求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她们身上都表现着强烈的妇女意识,她们是妇女解放的执着追求者和牺     

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飘》与《玩偶之家》的比较研究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西尔创作的《飘》及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分别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郝思嘉和娜拉。虽然两位作家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并没有阻碍两位作家思想上的共鸣,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本文通过对比两部作品的女主角娜拉和郝思嘉,具体分析她们在社会地位及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两方面的异同。     

复仇意识、人格独立和妇女解放——中外文学中几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比较

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个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进程,这从中外文学作品中富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的比较中可以得到验证。《美狄亚》和《窦娥冤》这两出古典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反映出古代妇女的复仇意识及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从娜拉和简·爱两个离家出走的妇女形象中可看出近代妇女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萌发。从近代和当代两个世纪的两部中外文学名著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薇拉和林道静,看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妇女的真正出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下,妇女解放面临着新课题。     

男性话语权下女性的自我救赎——《飘》与《玩偶之家》的比较研究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西尔创作的《飘》和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分别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郝思嘉和娜拉。虽然两位作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并没有阻碍两位作家思想上的共鸣,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本文通过对比两部作品的女主角娜拉和郝思嘉,具体分析她们在女性自我独立意识觉醒后不同的自我救赎和不同的前途。     

“苏报案”和“曾格案”之比较新闻自由：不懈的追求

“苏报案”是一场涉及新闻言论自由的政治案件，是清朝末期中国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曾格案”是美国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涉及新闻言论自由的一个法律先例。两个案件虽然分别发生在东、西方社会制度、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但都体现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     

中国式“娜拉”的出走--我看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衡新的话题,一部婚姻家庭文化史也是一部女性艰难成长奋争的历史。从几千年前《诗经》的“弃妇”诗“怨妇”诗到今天电视荧屏上的婚姻伦理剧,无不诉说着女性在自我寻求路上每取得一点点突破的艰辛。女性如何才能真正找回自己,从从属的“他者”身份回归主体的“我者”地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准备地决然甩门离去,显然带有赌气式的感性冲动的痕迹,而不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自我的追寻。与此相反,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用异常平静的方式从守护了半生的婚姻中走出,以一个自信的自强的自尊的自爱的女性形象从挚爱的丈夫身边微笑着离去,宣告了新时代中国式“娜拉”的成功出走。     

女校长要注重“形象管理”

做校长难,做女性校长更难。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女性校长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学校的形象。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领导岗位,怎样做一名优秀的校长,怎样实施女性校长的“形象管理”,让校园的玫瑰尽情地开,成了广大女性校长面临的一个课题。一是穿着朴素,举止大方。爱美是人的天性,现代女性越来越崇尚美。但是,教坛不是舞台,教师也不是模特,一味地追求穿着入时,只会自损形象。     

“缀网劳蛛”的悲剧宿命——解析娜拉与简·爱

娜拉、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典型的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奋斗历程鼓舞了许多女性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由于两人的成长经历、婚恋感受不同,她们最终的人生走向呈现相反趋势：娜拉离家（出走）,简·爱回家（结婚）。不论何种走向,在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两性彼此和谐共融的阶段,在男性仍居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她们作出的任何抗争,都不会冲决男权之网。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宿命。     

《沉船》中的卡玛娜文学形象分析——兼与《玩偶之家》中文学形象娜拉相比较

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关于女性形象的代表性文本,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圈之中,如果就女性描写本身及女性与家庭、婚姻、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横向的平行比较,或可以找出其中关于女性处境的共通之处及造成其差异的成因。同时,本文通过对卡玛娜和娜拉两位女性文学形象的时代因素、社会背景、作家意图方面加以分析比较,以卡玛娜和娜拉为例探讨女性的“回归”与“出走”问题。     

是“比喻”还是“对比”

“比喻”和“对比”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比喻”就是用大家所熟悉的具体的事物或现象,概括而形象地说明另一较为复杂、抽象的事物和现象,使之更具体、更形象、更生动。“对比”是把互相矛盾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格。对比可以截取两件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相比较,使形象美丑更加鲜明,双方特点更加显著,正反道理更加深刻,矛盾问题更加尖锐。它们本不容易混淆,但在教学《赠汪伦》这首诗时,却让我犯难了。这首诗单纯自然,感情真挚,赞颂了朋友间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后两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

“娜拉出走”是20世纪女性解放的共名,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思想移位和文化修正。子君、林道静、李双双作为不同时期的女性解放的模式,呈现出追求爱情、追求革命、追求社会价值的多元话语,见证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轨迹。回眸,有助于女性解放的文化思考,有益于文学批评的现代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