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适用范围

民间纠纷应当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纠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该成为民间纠纷的主体。"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应当以生效的判决或者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追诉程序作为认定前一次犯罪的标准。对于"渎职犯罪",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应当列为渎职类犯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3条的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应当对公诉案件的和解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凉山彝族的“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以社会学法学的视角

社会学法学把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主要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代表的“行动中的法”为依据在运作。“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程序公正;依彝族习惯法调解,以“搁得平”为原则;“一审终审”,效率高,易执行;彝族当事人自愿付调解费等。作为学者应该重视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原创智慧和本土资源。在弄清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基础上,去思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与传统解决模式的衔接;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的构建等。     

传统社会契约的纠纷规避机制探析

以契约等为代表的民间习惯和“乡法”调解民间的民事行为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规范民间民事行为的主要做法。民间纠纷双方选择民间调解方式的原因在于：官府受理各类民间纠纷是有时间限制的;避免诉讼中的追证,节省时间;降低诉讼成本。对各种诉讼成本的顾忌,会使民众产生厌讼、畏讼的情绪。规避机制一般为：对与“乡法”相关的借贷利率有所限制,对契约当事人身份有所限制与规定,对契约履行过程有所限制与规定。官府对民间私契的主要态度是不会轻易介入和干预。只有当民间私契以及借贷、买卖行为影响“国家根本”时,官府才会积极介入,进行干预。     

林权登记纠纷案件适用程序研究

我国目前普遍适用于不动产登记纠纷的相关程序性规定未能充分反映林权权属变动和登记纠纷的特殊性,对于解决林权登记纠纷的实际效用不佳.虽然行政救济与司法程序对于林权登记纠纷的解决各具价值与功能,但现阶段应当考虑优先适用行政救济的方式.在司法程序适用上,则应当充分认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区别,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两种诉讼程序相互关联时,应当协调林权登记的“公信力”与“公定力”,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     

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相关法律规定的评议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特别程序突破性地为刑事和解开辟了新的进路.界定适用和解特别程序的案件范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但该范围目前还不清晰,因为该特别程序在《刑事诉讼法》、《公安部规定》层面上存在正当解释和合法适用的问题,包括“民间纠纷”、量刑幅度类别、例外条款的理解和《公安部规定》排除式规定的商榷.实际上,《公安部规定》对《刑事诉讼法》具有排斥性,与该特别程序的包容性不符.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     

我国刑法溯及力问题刍议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但是审判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在“处刑较轻”的理解上有两个方面：对于同一种犯罪,新旧刑法规定的主、附加刑互有轻重时应当以主刑轻重为判定依据;新旧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完全相同时,则应当以法定刑适用条件较宽的刑法作为“处刑较轻”的刑法。在对“已生效的判决继续有效”的理解上,对尚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毕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而对于继续犯、连续犯跨越新旧刑法时域的应当适用新刑法,当旧法对该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时,可以采用旧法。如此,从立法原意和实践需要出发,才能准确把握“从旧兼从轻”溯及力原则的内涵。     

实体完善与程序改革: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双重分析

“执行难”是当前困扰中国司法的一大顽症 ,而“执行难”的解决需要采取刑事手段即依法追究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刑事责任。本文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实体规定和程序适用进行双重分析 :在实体方面 ,指出了刑法规定的不足 ,建议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至单位 ,犯罪对象至与裁判有同等效力的法院调解书等各种实体性处理决定 ,以强力解决单位“执行难”和充分维护司法处理的权威 ;在程序方面基于该罪发生范围的特殊性 ,针对刑诉法规定的不足 ,提出了应在刑诉立法中明确拒执罪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程序、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也可单独适用的立法建议     

《刑法学》综合练习题

一、名词解释刑法　刑法解释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溯及力　犯罪　犯罪构成　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体　犯罪的故意　犯罪的过失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犯罪既遂　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　共同犯罪　想象竞合犯　牵连犯　刑事责任　刑罚　主刑　刑罚裁量　累犯　自首　数罪并罚　限制加重原则　缓刑　减刑　假释　时效二、选择题1.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的“但书”表示的是。A .对前段的补充　B .对前段的限制C .对前段的强…     

纠纷解决视阈下的行政调解制度研究

纠纷解决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是指在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纠纷解决权的行政主体,主持双方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行政调解法律规范不统一、效力确定性低、调解程序的非正式性甚至随意性、行政主体对不同类型纠纷调解策略的价值差异以及行政调解与行政管理衔接机制不顺畅均影响着行政调解的纠纷解决实效,应当从规范行政调解程序、准确定位大调解格局下的行政调解效力、构建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等角度完善行政调解制度,以促进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     

实体完善与程序改革: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双重分析

“执行难”是当前困扰中国司法的一大顽症，而“执行难”的解决需要采取刑事手段即依法追究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刑事责任。本文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实体规定和程序适用进行双重分析：在实体方面，指出了刑法规定的不足，建议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至单位，犯罪对象至与裁判有同等效力的法院调解书等各种实体性处理决定，以强力解决单位“执行难”和充分维护司法处理的权威；在程序方面基于该罪发生范围的特殊性，针对刑诉法规定的不足，提出了应在刑诉立法中明确拒执罪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程序、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也可单独适用的立法建议。     

破产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顺位应当突破固化思维,只有在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对破产程序的进行构成实质性影响时才能中止破产程序的进行,是否构成实质性影响应区分破产企业所涉嫌的不同犯罪类型。对于破产欺诈类犯罪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和生产经营类犯罪应当适用"刑民并行"的处理模式。涉刑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非法集资类犯罪债权的确认上应以《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运用民法思维,按照民间借贷案件债权数额计算方法计算,滞纳金和迟延期间债务利息应当纳入劣后债权。刑事受害人可基于破产取回权取回财产,无法行使取回权可通过申报债权获得救济。普通破产债权人的清偿顺位优先于税收债权,共益债权人在无担保财产无法获得清偿时,担保财产可予以变价清偿。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研究

<刑法>第17条第2款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容易让人将未成年人所犯罪名理解成狭义的范围.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合法、合理地探求其应有的含义.该条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应该理解为是指具体的罪名.在这八种犯罪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应该包括其他罪名的犯罪中包含或隐含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犯罪;"强奸罪"应该包括刑法分则其他条文中规定的"强奸"或"奸淫"行为;"抢劫罪"应当包括三种转化型的抢劫罪;"贩卖毒品罪"不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投毒罪"应当包括修正后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不能将这法定的八种犯罪限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该条款可以增设一些其他严重的犯罪.     

我国刑法对累犯适用主体规定的不足及其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所作的修改体现的是我国刑事政策宽与严的对接。根据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构成累犯,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德主刑辅”的政策,但一味地轻判会过分纵容犯罪,因此这一规定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论,笼统地规定适用或不适用,都会带来较明显的不利后果。第七条规定的条文中并未明确未成年人犯罪与特别累犯的关系,应当通过目的和体系解释予以明确。     

重婚犯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婚罪规定,存在诸如对“结婚”、“配偶”、“事实婚姻”等方面规定欠严谨等问题。鉴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惩罚事实婚的重婚犯罪,应当对重婚罪的客观方面作出更为明确、严谨的规定,从而就事实重婚行为可构成重婚罪的问题,制定出新的,比较完善的法律。     

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问题

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问题我国《婚姻法》第２５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知，人民法院对离婚纠纷的调解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而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人民法院作出离婚判决的法定理由和实...     

湘南农村冲突与纠纷的解决机制略探

湘南农村依山成村,聚族而居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湘南农村的冲突与纠纷的解决,主要应当依靠地方性资源,即民间规范来解决。而解决这些冲突与纠纷,又必须有国家权力及时、有效的介入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湘南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大人断事”与“政法小组”调停为主、民间调解与司法程序互相协作的农村纠纷和冲突解决机制,极具地方特色,为我国新时期农村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范本。     

医疗事故罪犯罪对象研究

刑法第335条规定,医疗事故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就诊人”,因此,合理地认定“就诊人”的范围,是我们准确认定医疗事故犯罪的关键。从“就诊人”身份的含义、认定、成立与终止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就诊人”是接受医务人员医疗服务的人,并以医务人员的主观认识作为“就诊人”的认定标准,原则上以医疗契约的成立作为“就诊人”身份成立的标志。     

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法律适用与缺失

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期货犯罪的体系以及处罚期货犯罪的原则。由于期货市场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期货犯罪的表现形态还有待探讨。本文借鉴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及国外的立法规定,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在作为经济法的《期货交易法》中设立刑罚处罚规范,待条件成熟后移入刑法典。同时认为对期货犯罪应采取必要性原则,即谦抑原则,以限制期货犯罪的范围,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