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文化：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读《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清人章学诚曰：“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体而言,先秦是散文文体发生的重要阶段,它孕育了后世诸多文体样态的萌芽,也有一些文体在此一阶段由萌芽而臻于成熟。     

谁在言说 向谁言说——兼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方式

任何学科的话语都是本学科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直接影响着言说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高等教育学的言说主体和对象既包括大量的专业研究者,也包括许多非专业研究者。这种主体和对象结构决定了高等教育学的话语具有简单、朴实、通俗易懂的特点。     

谁在言说 向谁言说——兼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方式

任何学科的话语都是本学科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直接影响着言说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高等教育学的言说主体和对象既包括大量的专业研究者,也包括许多非专业研究者。这种主体和对象结构决定了高等教育学的话语具有简单、朴实、通俗易懂的特点。     

“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孙犁散文的文体追求

孙犁在散文创作上追求“避虚就实，情理兼备”。他的写人记事散文重在用生动传神的场面和细节表现人物性格，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的说理散文都是即事论理，潜移默化；他的抒情散文常以意象寄托情感。孙犁散文的这种文体追求是由他的气质性格和艺术修养所决定的。发掘孙犁散文的文体意义，会有助于我们的散文创作少一些直露，多一些曲笔；具几分形象，增几分魅力。     

个人话语的寂寞言说——论何其芳《预言》时期的诗歌创作

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预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坚守心灵世界的一隅,言说个人的寂寞、孤独,从而使其诗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新诗的诗艺和诗情。     

五四散文的话语方式

五四散文话语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话语系统。以个人的视角对外在世界进行观照是五四散文独特的散文视角,直抒胸臆、对意象的描摹和对意境的创造是五四散文的艺术手法,自由流淌的结构方式是它组织材料时共同的特征,具有简单味和苦涩味语言是五四散文的语言特色。五四散文特有话语方式已经影响了整个现当代散文创作。     

革命话语缝隙中的个人——评孙犁小说创作

孙犁的"荷花淀"系列小说表达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和谐的军民关系和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精神,然而其作品亦有着深刻的精神矛盾,即代表集体的革命话语与代表人性的个人话语的内在冲突,通过对孙犁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矛盾的解读,更好地揭示解放区文学革命话语中尴尬的个人存在。     

其表温柔敦厚其里沧桑沉郁--试论孙犁晚年散文的文体特色

孙犁晚年散文的文体特色主要表现为,在温柔敦厚的外表下书写沉郁沧桑的人生感触。它体现在作家对文体的沿袭与创造“、过来人”的叙事角度以及独特的语言追求三个方面。     

发自柏莎内心渴望“幸福”的呼唤——从文体与叙述特点来看《幸福》的话语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女权主义现代派短篇小说家,《幸福》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女性叙述及文体的特点来分析来说明女性特有的“话语”,从而揭示出小说主人公柏莎在男权话语霸权控制之下渴望获得女性幸福的内心感受,进一步说明了曼斯菲尔德在女性话语建构方面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思想或话语表现方式变更对原作风格的扭曲

学作品的体艺术风格不仅存在于词汇、句法等层面的语言特征上，而且也体现在叙述模式和人物思想或话语表现方式的特点上。因此，翻译中对原作风格的再现必须包括对作品的叙述风格的传译，否则原作的整体风格便会遭到扭曲。从实例可以说明翻译中对原思想或话语表现方式的变更会导致原体风格的变形。     

"话语"的力量--《老人与海》叙事特征分析

叙事学为叙事作品的分析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其工具性源于叙事作品表达形式意义上的“话语”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叙事作品的涵义,另一方面使读者清晰地看到叙事作品叙事特征上的独特性。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表现出了传奇性涵义,这一涵义与散文性的叙事特征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这部叙事作品的艺术独特性。从“话语”的角度探讨这部叙事作品中传奇性涵义是通过怎样的叙述技巧来体现的,以及其散文性的叙事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对于正确理解这一涵义,揭示其艺术独特性的根源和“话语”本身在叙事作品中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言说故我在——论《简·爱》中的话语权

《简·爱》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其同名主人公简·爱毫无疑问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作为推进故事情节和简·爱的性格发展的人物,也享有一定的话语权。而另一关键人物,神秘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是唯一重要却又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从而成为一个"沉默的他者"。本文试图通过对《简·爱》中的话语权的探讨来揭示言说对确认人物身份和存在价值的意义。     

论常识话语形态的教育学

教育学话语既有理论话语,又有常识话语,但长期以来常识话语被严重边缘化了。确立常识话语形态教育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地位,对教育学的发展、对完整认识教育学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和理论话语形态的教育学相比较,常识话语形态的教育学在话语特点、话语主体、关注对象、功能价值、问题域、方法论原则和话语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具的特点。教育学需要多元话语,理论话语和常识话语走向对话和融通,是未来教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论话语强刺激的方式

要获得话语的强刺激效果,就得违背常识、常情、常理、常势,采取使语言独特化、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从言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方式有异化、违背、强化、极端、出错等。     

政治话语下的灰色人生——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群体

《三国演义》是一部政治题材的小说,政治话语是小说的主流话语,它影响到小说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小说中女性的影响如影随形,无孔不入,使广大女性的人生呈现灰色。     

伦理诉求与期待——孙犁“忏悔”意识的叙事话语辨识

孙犁晚年因对妻子的“惭德”而引发的“忏悔”意识，是一个执着于追求自身人格完善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在关于个人的叙事伦理和人的生存应遵循的基本道德的理性伦理之间徘徊、犹疑的观念产物，它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感性生命与理性规约及传统道德与现代生存欲求等多方冲突所提出的一个历史话题：作的“忏悔”，其意义并不仅在寻找良心的自慰，达成心境的安宁，他把生命的感觉真诚地敞开，意在伦理失范、价值失据的当代，吁求建立感性生存与理性生活和谐统一的生命样态，让所有合理的东西洗去污垢，优美地存在。     

论散文翻译韵味之再现——以葛浩文译朱自清《春》为例

散文翻译难在传译原作之韵味。基于前人的理论和自身的实践,刘士聪先生从翻译美学的视角提出了文学翻译“韵味说”,认为散文内在的声响与节奏、意境与氛围和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散文的韵味。该文拟从刘士聪“韵味说”的三个维度,探究葛浩文译本如何再现朱自清散文《春》的韵味,以期丰富“韵味说”的实践,为散文翻译鉴赏和实践提供借鉴。     

“恶魔式”话语叙事与女性命运言说——以《杀夫》、《金锁记》为例

＂恶魔式＂话语是《杀夫》和《金锁记》在叙事中最显著的特点,两部小说文本的共同特征是：空间地域的恐怖梦魇、人物形象恶魔般的呐喊与反抗。李昂和张爱玲借助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段,宣示了自己女性主义文学的价值观,并试图在＂恶魔式＂的叙述话语背后,彰显出对女性主义文学中女性命运的再诉说。     

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

1957年《诗刊》的"编者"采取"投其所好"、"放大描摹"和"谨小慎微"话语方式,建构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顺应国家权利主体和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文本——"编后记"。《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的时代特性,展现了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话语讲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文学期刊"言说"的艰难。     

论《左传》话语

自有人类即有话语,因无文字记录,故初民话语已茫无可考,至《左传》出,开史籍记言之先。是书工于记言,春秋人话语跃然于纸上。《春秋》记事不及言,《左传》述事又记言。“辞宗丘明”允为定评。所记话语,虽有虚拟,也不无依据;但也引发了诸多话语问题,成了话语悬案,已判不大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