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联手 解难排忧

2007年8月的一天，市档案局局长陈利众同志收到一封来自于大连机车车辆厂女职工毕丽华同志寄来的《感谢信》。她在信中说：“感谢葫芦岛市档案局的领导以及为我热情服务的有关同志”，你们“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是你们“使我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第一段]     

大家的力量让我向前

四川汶川地震后,作为山西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我曾跟随山西消防部队和太原特警支队两次入川,在那里总共呆了15天。很多个场合,消防和特警的同志诧异地问我,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拼命三郎似的,和战士们往前面冲,救完人后,你还要写稿子。你不累?你不怕?我那会儿特别想告诉他们,我怕,我也累,但我     

"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缅怀穆青同志

2003年10月10日,在北京医院812病房,我守护在抢救中的穆青同志身边。呼吸机遮住了穆青消瘦的脸庞,血氧饱和度时而“80”,时而“84”,始终达不到正常值“95”。深夜,新华社秘书长鲁炜同志提前来替我,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在总编辑室值班。我缓缓地绕过病床,退出812病房,返回总社。大雨如注,寂寥的长安街上,风雨击打着车窗,如同叩击在我的心上。     

奋力拼搏出精品——山西工人报高级记者杨培忠速写

第八届“山西新闻奖”评选结果于5月14日在临汾揭晓。山西工人报送评的7件作品,有6件获奖。在获奖作品中,山西工人报社编委、高级记者杨培忠采写的《总理的幽默》获三等奖,另外,他拍摄的组照《姐妹们,咱们回家》获图片类二等奖。 山西工人报创办15年,杨培忠同志几乎年年与“奖”有缘,不是大奖是中奖,不是中奖是小奖。为此,我萌发了写一篇速写之愿,想与同行共勉,也想给从事新闻工作     

“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缅怀穆青同志

2003年10月10日，在北京医院812，病房，我守护在抢救中的穆青同志身边。呼吸机遮住了穆青消瘦的脸庞，血氧饱和度时而“80”，时而“84”，始终达不到正常值“95”。深夜，新华社秘书长鲁炜同志提前来替我，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在总编辑室值班。我缓缓地绕过病床，退出812病房，返回总社。大雨如注，寂寥的长安街上，风雨     

疑义相与析

1997年12月24日,我收到山西大同矿务局马脊梁矿宣传部武昌山同志的来信。来信说,他读了《新闻三昧》1997年第11期上《写完“至少看两遍”》一文,在新闻写作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同时善意而中肯地指出了文中的两个数字差错,这是武昌山同志对《新闻三昧》和我(作者)的爱护。我被他的爱心行动所感动,于是,把这封信的内容和我的感受告诉了《新闻三昧》的主编张淑华同志。     

范泉生前的最后一封信

今年1月12日,早晨八时许,我与著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范泉(徐炜)教授的夫人吴峤同志通电话,询问范泉老师这几天病情如何?吴峤同志以十分沉痛的语气告诉我:“范泉今天凌晨一时五十一分逝世了。”放下话筒,我不禁陷入了无尽的哀思中,往事一幕幕如在眼前。 六、七十年代,我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认识了范泉先生的侄子徐宗琏同志。范泉先生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苦难的炼狱生活,安排到     

“恩泽寺”应为“皇泽寺”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3期上有张丛笑同志的《读“红军石刻”想到的》一文。文章开头写道:“1994年8月初,我去四川省广元市,游了一次恩泽寺。在恩泽寺附近的石崖上……。”“恩泽寺”应为“皇泽寺”,在四川省广元市城郊嘉陵江西岸的则天坝,     

漫话书标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漫步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几家新华书店,在一个文学艺术柜前停住了脚步,见到一位身材高高的操着山西口音的青年姑娘向营业员问话: “同志!请给我买一套‘文艺知识丛书’。”“什么书名呀?请您说具体一点。”“嗯,书名,很多哪!一时叫不起来呢,听说是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的,封面上印有‘海燕、水波’的标记。”     

可敬的总编 可亲的师长——恭送翟向东同志归去

3月12日,翟向东同志走了,噩耗传来,令我震惊。就在前一天,在院里见到他的女儿,我打听老翟的身体状况。他的女儿说:“我爸挺好的。”岂料只隔一天,就传来噩耗。我毫无心理准备,只觉得鼻子酸楚,心被深深     

甩掉包袱 大胆创新

有些事情,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去年8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了省报总编辑座谈会。在7天的会议中,我都坐在一个自我固定的位置上。我观察了一下,与会的几十名同志,几乎都“各就各位”,很少变换。奇怪的是,9月间在辽宁省兴城召开的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上,这种现象又一次出现了。我问一位同志:“你怎么总坐在这个地方呢?”他反问我:“你为什么也老坐在那个地方?”彼此莞尔一笑。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挖”一下思想,好象有个习惯问题。上午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了,下午觉得     

“白纸黑字”非同小可

我的一位同窗,已作了十五年的民办教师,有天拿着一张报纸来找我:“编辑同志,这是什么意思?”我顺着手指看去:“中国电影观群的欣赏习惯……。”我说那是排错了。想不到她却十分认真地说:“白纸黑字,怎么能错呢?”这使我想起杂文家     

共产党员的风采——记原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王泓同志

今年一月份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状告”王泓同志的电话,告状人是王泓的老伴李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同志。他说王泓同志不听劝阻,每次到北京医院看病非要走着去,终于不久前的一天,在看完病回家的途中累得走不动了,不得不坐在大街上喘气,直到家人找到她...     

我怎样当了编辑

登程 1953年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漫步于沈阳街头。一个同志突然告诉我:“昨晚人事部门的同志急着到处找你。”上午8点一上班,我便去了人事科。科长的名字我已忘了,只记得他姓卢。卢科长通知我,“两天之内把这边的工作全部交代清楚,去北京中国科学院报到。那里有紧急任务等着你。”     

下山不忘山 进城不忘乡——边远山区采访散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下了个决心:采访,要到边远的山区去。几年来,先后到陕西的商洛山,河北、山西的太行山,北京郊区的燕山,黑龙江的小兴安岭,云南的滇西山区和新疆天山南北等边远地区采访,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添补空白点“你到烟台吗?”不。“到青岛吗?”不。“你到哪?”“我想到聊城去!”看样子,接待我的人有点不理解。     

甩掉包袱 大胆创新

有些事情,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去年8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了省报总编辑座谈会。在7天的会议中,我都坐在一个自我固定的位置上。我观察了一下,与会的几十名同志,几乎都“各就各位”,很少变换。奇怪的是,9月间在辽宁省兴城召开的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上,这种现象又一次出现了。我问一位同志:“你怎么总坐在这个地方呢?”他反问我:“你为什么也老坐在那个地方?”彼此莞尔一笑。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挖”一下思想,好象有个习惯问题。上午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了,下午觉得     

怀念赵西同志

1986年3月,赵西同志不幸病逝。从此,新闻战线上失去了一位老战士,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赵西同志是山西阳泉人,20年代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日子里,他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投身     

记者,是属于人民的

1981年元月的一天,我赶往铜川矿务局王家河煤矿。一进信访者何俊杰的家门,就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墙上贴满了各报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我为《人民日报》写的“也谈记者的苦恼”和“再谈记者的苦恼”专稿,以及在《陕西日报》发表的“鸭口煤矿党委不理民事群众强烈不满”等报道,也剪贴在《呼唤青天》的墙报栏里。一下子臆测到何俊杰同志可能冤情深重。何俊杰同志确实冤情深重,但案情简单。原来,     

踏平崎岖路自通——我是怎样写《新闻写作艺术》一书的

新闻写作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条路上,不仅有阳光鲜花,而且有布满荆棘的坎坷。我是一个在新闻战线上度过了15个春秋的部队新闻工作者,1984年转业到地方后,继续从事文字工作。1988年底,我撰写的《新闻写作艺术》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后,许多同志惊奇地问我:“在当前写书难、出版难、征订难的情况下,你是怎样写出这本书的?”希望我能披露点“经验”。凭心而论,对新闻写作艺术的研究,我     

老“羊”也有打盹的时候——向同仁和读者“交代”一次重大采访失误

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说,是因为这事实在“丢人现眼”,“丢人现眼”的事不是那种拿出来同别人一起分享的东西。 我不说没人知道——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怀疑6月22日《山西工人报》一版头条位置《朱朝辉一“飞”惊天下》的新闻组照中那幅朱朝辉驾车飞越于水天之间的“主打”照片不是我拍的(虽然是同通讯员联合署名)。我现在告诉大家,这幅最重要的——最大的——在一版最醒目位置的照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