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立法的教育问责基本要素探析

教育问责昭示着特定的关系安排,它规定了与教育系统有关的不同群体之间一种正式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标明了一方就教育资源的管理与自身角色,对另一方所负的某种责任。在问责关系的安排下,教育问责包涵了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和结果等多种要素。教育立法是教育问责实践的核心依据,教育问责实践包含了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标准和结果的基本要素。     

教育行政问责方式的转变

教育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激励与约束各级政府促进区域教育科学发展、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行政问责制是教育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交集。当前我国政府行政问责中对于"教育"关注严重不足,而教育问责中对于"地方政府"关注相对不够,对于地方政府的教育问责成为两种问责体系的交叉薄弱点。改进教育行政问责制需要解决为什么问责、问什么责、谁对谁问责、怎么问责等问题。     

高等教育“问责三角”的主要实践与国际趋势

在伯克构建的高等教育"问责三角"中,政府优先事项、学术关怀和市场力量处于不断冲突和调和的过程中。认证、学术审计、评估和绩效拨款等不同的问责形式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趋向。认证及学术审计主要是对学术的关怀及对政府力量的回应;评估直接服务于院校自我反思和质量改进,间接服务于外部问责所需;绩效拨款强调政府权威。不同的问责制度之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关注的焦点有内外之别,院校行动的驱动不同,对问责结果是否可以统一比较存在分歧。总体而言,国际视野下的高等教育问责制度,问责力量不断向政府和市场两极偏移,学术力量有所消减。因此,良好的问责框架构建需要专业问责的回归、深度学术关怀和"三角力量"的利益平衡。     

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内涵分析

教育问责在内涵上分歧很大,而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则有着确定性的含义。就问责关系来看,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是政府对学校的问责;就问责的内容来看,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是针对学生学业成就的问责;就问责的途径来看,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以专业性教育评估为主要手段;就问责的后果来看,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不以惩罚为主,而以促进学校的改善为主。     

我国教育行政问责的法律文本分析与问责法制的完善

我国建立有包括问责主体、客体、内容、方式和结果的完整教育问责制度。但是缺乏异体问责;问责内容层次偏低;缺乏政治责任和道义问责;缺乏科学严密的问责程序。教育行政问责的完善需要进行法制化建设,扩大教育民主参与与监督的力度,完善问责体系与机制,使教育问责常态化、程序化。     

论教育立法中问责的模糊性

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在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但教育立法在法律责任的问责主体、问责情节、问责形式、问责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仍存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需要由教育法律自身对其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或由相关权限机构作出法律解释。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高校问责制范式转型

中国现行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实质是一种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制.该种问责制属于管理视野中的问责范式,为了提高制度运行效率,须向治理视野中的问责范式转型,即建立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应从高校社会问责的六个构成要素:期望与需求、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提高高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意识、健全问责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等措施促进制度的渐进变革.     

教育督导问责的行为分类与实施主体探讨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的教育督导问责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基于政府绩效目标或学业测量结果的问责模式，而具有监督与指导并重的双重功能。但在实践中，为了充分实现这种功能，教育督导问责的行为类型与相应实施主体仍有待明确。针对行为类型，依据问责事项性质可以区分为“行政问责”与“专业问责”，依据是否采用强制性力量可以区分为“控制型问责”与“影响型问责”。针对实施主体，通常在特定事项问责资源由教育督导机构独立占用时，应由教育督导机构独立实施问责；在问责资源不充分而可能影响问责目标实现时，教育督导机构应通过联合或接续方式与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实施问责。     

美英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比较分析及启示

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立场作为高等教育外部问责的三种主要力量,构成了高等教育问责三角。英美两国的高等教育问责具有一定差异,美国主要由州政府相关机构负责进行政府问责,而英国是由政府相关机构对全英所有大学进行政府问责;美国专业问责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机构进行,而英国的专业问责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和专业协会进行;在市场问题方面,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多是私立非营利组织,而英国全国范围的大学生满意度调查则由政府机构负责组织。     

网络问责运行机制分析——兼论网络问责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意义

网络问责通过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网络公共舆论,从而形成一种交往权力,影响并制约政府行政权力来达到问责的目的。网络问责促进了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和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推动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进程;壮大了异体问责的力量;拓展了行政问责途径,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建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构建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是解决教育质量问题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一个完善的以质量为本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除了涵盖教师、学校等教育主体外,还必须包括对于政府的教育质量问责。对于教师的问责、对于学校的问责、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问责三者只有有机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教育问责体系,才能有效推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我国高校财务领域有效问责与办学活力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问责制度逐渐成为社会契约的一个内容,我国高校财务问责也逐渐开始成为受人关注的话题.在我国,政府对高校的深度干预既是影响高校办学活力的原因,也是造成财务问责制度无法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鉴于西方国家在同责制度上的经验和教训,我国高校财务问责制度应按照有效问责的目标进行完善,既要达到问责的目的、又要保障办学活力,还要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资源.要做到有效问责,就要准确地把握问责的目的,重新确定高校的责任边界,合理安排多种利益关系,逐步推动问责过程.     

学校教育问责报告的目的

教育问责报告有着多样的目的,这取决于对学校教育问责作用的不同假设,简单地曝光或者奖惩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教育问责报告必须定位于促进学校的改善。而要发挥教育问责报告促进学校改善的作用,必须使所呈现的信息具有独特的性质。     

对当前我国教育问责制运行的理性思考

随着我国教育问责的逐步推行,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体现在:问责客体及其责任不够明晰;问责制度及其执行不够规范;问责内容及其导向不够合理;问责法规及其依据不够完善.要推进问责制度的良性运行,还需从构建科学的责任体系、更新传统的问责理念、强化异体的协同问责、探索有效的问责方法等层面探寻创新路径.     

中美高校问责内涵的比较分析与本土化构建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治理高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引入以绩效指标为核心内容的高校问责,美国以教育资本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校问责已相当完善。我国本土的高校问责意义狭隘,且存在政府主导高校问责、问责手段单一等不足。在高校问责的本土化构建过程中,必须准确理解国内外有关高校问责的内涵,分析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明确高校问责本土化构建的实践要求,以便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高校问责。     

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内涵、价值与路径

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是培养高质量教师的重要途径。针对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存在的概念不清、价值不明、路径不详等问题,文章建构了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的概念内涵,阐明了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的重要价值：实现以责促教,有助于改善教师教育者的教学质量;以责促建,有助于培植教师教育队伍的专业责任;以责促治,有助于构筑教师教育质量的全面保障体系。针对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的现实困境,提出三条实施路径：强化评估思维、聚焦提效的问责意识;构建一方连续、多方协同、责任共担的问责体系;健全问责目标、标准、工具、奖惩的问责机制。本研究关于教师教育教学质量问责的理论构建旨在为有效推动教师教育教学问责提供理论依据。     

论制度正义视域下政府问责制的建构

政治正义问题始终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中心问题.政府问责不仅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了诸如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问责主体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明确责任、构建多元问责主体、公开政务、扩大公民参与等制度的建设,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得以制度化和长效化,进而在制度上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的实现.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绩效问责:美国教育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启示

联邦绩效问责的教育财政政策源于20世纪8年代的政府改革运动,并通过《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多次授权修订得以逐步形成与完善。2002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凸显了联邦政府绩效问责的教育财政政策取向。在推进绩效问责的过程中,联邦政府绩效问责与财政诱导相结合的策略对实现联邦教育政策目标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结合中国实际完善教育财政政策,需要确立教育财政政策的绩效问责导向,发挥教育政策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财政诱导效用,推进信息公开,拓展社会专业机构,并使公众参与绩效问责。     

强化异体问责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非典过后,行政问责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由于问责制在我国推行的时间有限,异体问责在问责过程中存在着问责主体不足和缺位的状况,致使问责机制的优势难以发挥。因此,异体问责还有待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