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变迁的历程、特征与趋势——基于治理理论分析视角

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历史梳理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经历了学术逻辑主导的、政府介入的、新公共管理的以及基于整体治理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四个阶段。具体来看,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在导向上由追求学术卓越转向回应公共利益诉求;在组织形态上从封闭式转向各层级的整体协作;在治理方式上由设置学术标准转向提供网络式服务;在评判标准上由原创性知识贡献转向博士生发展质量。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发展趋势一方面是重心“下移”,为博士生个体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是整合质量文化和建立信任机制,推进网络式质量评价体系的完善。     

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研究——支持“双减”政策优化落实的一项实证研究

“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需要精准把握民众对于课外补习的真实诉求,提升对于诉求的高质量回应。研究我国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能够为“双减”政策优化落实提供实证依据。基于2008—2019年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数据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数据,文章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课外补习网络舆情难以及时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但得到地方政府积极有效回应的课外补习网络舆情能够有效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同时,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于地方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且滞后影响随着时间先增强后减弱,呈现倒U型曲线。“双减”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须强化督促检查,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重视群众利益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基于此文章建议,为进一步支持“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课外补习舆情的重视,及时有效地细化政策制定以回应社会需求,以治理有效性推动基层政府治理合法性建设。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台湾淡水河系的治理机制研究

淡水河系是一条治理权与管理权分属台湾不同层级政府的跨域河川,但制度缺陷并未埋没其治理成效。基于大量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发现,淡水河治理成效是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创造性成果。具体来说,上级政府扮演着“领航者”角色,制定大政方针、法规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和公民的行为,并为具体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则是政策的“执行者”,创造性执行上级政府的规定,并为利益相关者搭建协商平台;而公民社会更多地扮演“监督者”角色,自发成立河川巡守队协助政府,同时也监督政府的治理行为。     

21世纪美国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的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大学治理上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与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原有的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表现为社区自治功能弱化,对居民的回应性不足。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政策,都强调社区治理需要从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成为社区治理转型的共识,也是各地进行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目标。这一转型过程中,基层的主要创新实践包括：一是通过党建引领搭建协商平台,使社区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成为可能;二是通过“接诉即办”改革,重塑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转化为上下互动、市民诉求驱动下的治理过程;三是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建设;四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以信息共享推动社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还需要在法治化、体制机制建设、社区治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做更多努力。     

全球体系下城市治理风险: 基于城市性的再反思

在追求城市增长和资本剩余最大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支配逻辑的背景下,城市增长逻辑面临中央控制、组织依赖和社会压力等多重治理体制和治理压力的约束,进而形成多重治理逻辑。实现区域均衡、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社会秩序构成了不同面向的城市治理逻辑。然而,城市治理多重逻辑的显现不仅植根于地方的情境中,还来自国家角色的调整与转变。在央地互动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新分配成为塑造城市治理过程的重要维度。城市治理视角下的权力分配本质上是消解中央控制与地方自主、政策同构与空间差异、体制统一与机制灵活之间的张力,差异化行政分权对于空间塑造以及治理结果的影响则为理解城市治理多重逻辑提供了新的转向和可能。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基于鲁东莱西市D街道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预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从“遇见性治理”转向“预见性治理”,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从鲁东地区莱西市D街道办的治理实践切入,展现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案例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实现“预见性治理”有赖于对“技术为用、科层为体”策略行动的选择。首先,“技术为用”的策略行动为实现“预见性治理”提供了工具性手段,体现了“照看社会”的政治逻辑。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其次,“服务社会”构成实现“预见性治理”的价值依归。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为体”的策略行动,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增强了影响力和渗透力,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基层政府在实现“预见性治理”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即“照看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统一。     

当今美国大学治理的困境及其启示

当今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探究其面临的困境，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大学治理上，中国政府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中介组织走向“非政府化”；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     

基于社会治理的教育政策制定的回应机制

在治理语境中的教育政策制定,是一种以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实现与教育政策相关的不同主体间利益"最大公约数"为宗旨。教育政策制定的回应机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由回应主体、回应客体、回应渠道、回应反馈等方面构成。设计适应社会治理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机制,首先,应加强体现治理理念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平台建设;其次,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制定主体间的信息畅通渠道;再次,建立与完善教育政策制定回应机制与制度;最后,创新对教育政策制定回应的监督和绩效评估机制。     

21世纪美国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的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认为:中国政府在大学治理上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之走向“非政府化”;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     

协同治理：高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高职教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完善高职教育治理结构,优化高职院校治理,已成为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以协同治理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是回应高职院校“双高计划”战略诉求,应对高职院校“扩招百万”现实挑战,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要求。当前,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面临协同治理理念转变滞后、协同治理主体明显失位、协同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现实困境。因此,需构建出以树立协同治理理念为前提、以打造治理协同体为重心、以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为关键的“四位一体”的建设路径。     

回应性治理:农户需求与国家政策整合的基层面向

对于农村底层而言,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农户需求和政府回应之间的均衡,任何农村政策都要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回应性治理构筑了农户服务需求与政府治理的双向政策动员。同时,回应性治理也是农户服务需求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政策考量。一方面,"服务下乡"与农户参与的政策融入实现了政府与农户的互动。另一方面,政策嵌入铺垫了"政策下乡"与公共服务的治理基础,其进一步透视了乡村公共治理过程中国家整合能力式微的缘由。依靠回应性治理实现国家整合与惠农服务的政策转型,是衔接农户需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政策理路。     

基于社区服务的城市基层治理: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基于民主参与特性的高校治理改革

"现代大学的理念可以归结为:首先是创造知识;第二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并服务社会。"[1]实现大学这一基本理念,需要以合适的制度与机制为依托,在动态治理的过程中彰显大学理念,回应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体现民主特性,注重权利实现。相关主体的民主参与是大学治理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切入点,因此,有必要从民主参与的角度加强高校治理研究。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探索

当前,在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背景下,一些地方高校出现了盲目设置专业的新问题.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地方高校设置专业的利益驱动根源,通过构建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律和学生、行业参与评价的共同治理机制,确保国家利益、高校利益、学生利益和社会利益诉求得到均衡和相互牵制,以此增强专业设置效益和质量.     

高校教材建设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发展路向

高校教材建设是中国教育现代性发展的重要议题,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高校教材建设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关注,符合高校教材领域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契合高校发展深层次治理诉求,也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安全要求。新时代语境下的高校教材建设,需要实现从确定性管理思维到协同式治理思维的认知逻辑的转变、从静态管理体制机制到动态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的转变、从一般管理倾向到公共治理取向的发展逻辑的转变。通过构建以人民满意的教材体系为公共价值取向的跨界共同体话语分配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把善治目标作为高校教材建设治理的核心并进行经验管理、将高校教材建设质量作为中心导向并建立相应的治理评估体系等路向,全面推动高校教材建设治理格局的现代性要义生成。     

从源头提高绩效：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的预见性回应机制研究

农村改革项目在进村入户实施中总会产生以政策内容解释、政策功用和改革成果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性诉求。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与改革项目绩效紧密关联。基层政府和干部基于文本性诉求的预判,通过治理性的回应行动可以提升农民参与和改革项目绩效。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诉求预判的预见性回应。预见性回应是基层政府和干部主动将隐藏的文本性诉求纳入政策执行议程并以有效的治理行动回应这一诉求的行为模式。预见性回应行为取决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诉求预见能力和回应能力,其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价值在于从改革的源头探寻农民诉求并进行有效回应,在与农民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改革项目。     

试论地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地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程序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内部运行体系的效率性和多元价值整合的协调性等基本内涵,其进程受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高校间资源竞争态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面临着改革发展相对滞后、政府依附关系显著和阶段性制度障碍叠加等现实困境。为此,地方大学必须以领导体制创新回应地方政府、大学、业界、社会的多元价值诉求,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优化内部运行结构,并以大学章程的法制化和投入体制的多元化等路径创新推进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渐进改革,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政策网络治理与公共教育利益的实现

公共教育利益的实现面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这使得政府的公共教育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而政策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能够把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它强调教育政策网络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教育政策行动者的水平互动、建立信任和协调机制,从而使公共教育利益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利益行动者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因此,政策网络治理对公共教育的有效治理和公共教育利益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摘要]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